麻省理工学院劳动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素来善于剖析最重大、最关键的议题。他曾敲响中等技能岗位消失的警钟，指出中美贸易的负面影响，警示产业集中度上升的风险，并探讨自动化是否会取代就业这一问题。
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奥托在最近的一场演讲中试图将上述诸多线索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若做大幅度概括，这一故事大致如下：四十年前，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可以迁往城市，在制造业或办公室工作中找到不错的岗位。但大约从1980年起，这些岗位开始消失，部分原因在于离岸外包和自动化。到2000年，制造业已持续萎缩：
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被挤入低技能服务业岗位，例如清洁、安保、零售、餐饮服务和体力劳动。所幸的是，上大学的美国人比以往更多，但那些未能上大学的人却日益被边缘化。
在教育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地域不平等也在扩大。高技能职业日益集中于城市，而低技能服务业岗位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则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制造业和办公室工作等中等技能岗位的工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趋于拉平——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动者即便迁入城镇，也难以获得多少加薪。
因此，通往中产阶级繁荣的一条主要途径已被堵死。过去，即便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也能迁入大城市，在工厂或办公室里以不错的薪水谋生；如今，他们倒不如留在家乡。奥托的研究表明，由此城乡教育差距随之扩大：1970年，农村地区的美国人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仅比城市居民低5%，而到2015年，这一差距已扩大至20个百分点。换言之，美国巨大的社会分化——小城镇中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与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根植于深层的经济力量。
实际上，奥托的工资数据很可能低估了大城市中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在城市地区，房租和其他生活成本要高得多，这意味着同样的薪水在城市中的购买力远不如在别处。求职公司Indeed的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Jed Kolko）发现，在根据当地生活成本进行调整后，纽约市或洛杉矶的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反而低于俄亥俄州托莱多或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劳动者：
与此同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下属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的一张地图显示，在美国各地，经生活成本调整后的工资差异很小。
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而言，情况很可能大不相同。奥托的研究显示，这些劳动者迁往人口密集地区后，仍能获得大幅加薪——其涨幅很可能足以抵消生活成本的增加。
为何城市不再是中等技能劳动者以及没有大学学位者的机会之地？随着美国经济从制造业转向软件和金融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推动城市化的经济力量正在发生变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现代经济中城市存在的两个基本经济原因来解释——集聚效应与集群效应。集聚效应指各类企业，尤其是制造商，倾向于彼此靠近布局。这是因为雇主希望靠近员工，而员工又希望靠近其工作的企业以及购买商品的地方。其结果便是形成一座拥有众多不同产业的城市。
另一方面，集群效应指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例如科技企业）倾向于彼此靠近。在科技和金融等知识型产业中，集群效应要强得多，因为创意是这些行业的生命线，而彼此相邻居住的劳动者往往会相互分享想法（也会与不同雇主分享）。集群还源于雇主需要获得大量熟练劳动力储备。正是这些力量推动了硅谷及其他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
随着美国经济将制造业转移至海外或实现自动化，同时消费者从购买更多实体商品转向购买更多数字商品和服务，集聚效应相对于集群效应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上个世纪的烟囱城市已让位于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在其著作《就业的新地理学》（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中对这一发展进行了详尽记录。这一转变很可能解释了奥托所观察到的诸多趋势。
那么，为帮助中等技能和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如何遏制或缓解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日益扩大的分化？莫雷蒂的主张（一些城市发展倡导团体也曾附和）是在城市中大量建设住房，以降低房租，使城市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宜居。另一种思路是利用研究型大学，将知识型劳动者分散到人口较少的地区，从而振兴衰退的区域。
但归根结底，政府或许只能挺身而出，代表服务业阶层进行干预。工资补贴、政府医疗保障、收入支持、可携带养老金、支持工会的政策，以及其他提高工资的各类激励措施，均可用于使当今的低技能岗位更接近往昔那些体面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否则，我们恐怕只能眼睁睁看着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和小城镇进一步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