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关注国际新闻，便难以不察觉亚洲正在上演的危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在本十年愈发突出——事实上，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如今所面临的风险，已超过197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
2018年，美国、韩国及其他国家致力于化解朝鲜核导计划所带来的威胁，这一议题备受关注。但该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日益增多的企业界人士）同样普遍担忧：中国作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大国崛起，并愿意在与大小国家的关系上冒险，同时积极展示其战略实力，这将带来令人担忧的影响。
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布伦丹·泰勒（Brendan Taylor）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所强调的，《四大火药桶：亚洲如何走向战争》，“亚太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要大”。在泰勒看来，该地区正处于一种“危机滑坡”之中，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及台湾问题上的危机所形成的“累积压力”，正将地区推向“更接近冲突”的境地。而正如我的同事本·施雷尔（Ben Schreer）与我曾论证过的那样，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及混乱的表态，进一步削弱了地区稳定。
地区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和武器采购，常被视为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关键指标。几乎出于条件反射，一些评论人士指出亚洲所谓“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日益加剧；这种观点《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便是典型例子。人们普遍有一种印象，即地区国家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以及对进攻性军事能力的盲目发展，正在增加冲突风险。
然而，仔细审视便会发现，该地区军事发展的确凿证据远不能与经典军备竞赛相提并论。经典军备竞赛涉及双边的激烈对抗和高速推进，并包含重大进攻性能力，例如二十世纪初英德之间的海军优势之争，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苏之间的战略核优势之争。如本图所示，该图展示了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关于美国官员及其他人士日益称为“印太地区”的国防开支数据，中国在军事投入方面与美国的竞争仍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该地区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中国相匹敌。
尽管许多亚洲政府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国防开支，但它们主要是与其经济增长相匹配地进行的，而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极为迅猛。本图同样采用IISS数据，聚焦东南亚国家过去25年间军事投入占GDP的比例，而类似的情况——国防投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在整个亚洲也同样明显。
亚洲各国政府制定国防政策及确定国防开支水平的因素众多，但显然，更充裕的资源供给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地区国家似乎通常并不会感到有必要比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地增加国防投入。
媒体报道常常突出亚洲政府的高价武器采购。然而，军事能力是复杂的，购买新的“装备”并不会即刻赋予国家相应能力，而这一点常被误解。能力的其他重要要素还包括：恰当的作战理论、充分的训练、鼓舞人心的领导力、高昂的士气、关键的后勤支持（包括国防工业能力）、相关的实战经验，以及各军种之间高度的作战协同。此外，网络空间的掌控能力可能正在成为军事能力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它甚至可能在开火之前，就具备削弱对手作战能力与战斗意志的能力。
只有少数亚洲武装力量具备上述所有关键能力要素。在许多情况下，尽管它们或许能够压制国内叛乱或其他形式的动荡，或进行边境小规模冲突，但它们将无法对其他国家的军队展开持续作战。此外，该地区正在发展的大多数军事能力基本上仍属防御性质。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中国大规模、持续且长期的国防投入无疑正在增强解放军的能力，在任何冲突中，解放军如今都能严重干扰美国的作战规划与行动。但中国的远程进攻能力——撇开其核威慑不谈——仍然有限。解放军距离与美国军事能力相匹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若与美国发生冲突，其胜算微乎其微。美国的军事存在与承诺，持续确保整个地区的安全。
亚洲各国政府更为奢华的军费开支与武器采购，意味着一旦发生冲突，它们将能够对敌对方造成更大的破坏。但这些军事努力——唯独朝鲜的核导计划属于例外——本身并非该地区冲突最可能的根源。国家之间因地缘政治野心而产生的政治分歧，以及可能的误判，才是更加危险、更可能引发战争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