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至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食价格上涨了23.9%，涨幅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推动这一走势的不只是全球因素，进口依赖、汇率以及主食在食品消费中的占比都是原因。
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或有助于降低食品价格通胀。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改革降低种子、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价格。
2020至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食价格平均飙升了23.9%，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这相当于典型食品消费篮子的成本上涨了8.5%（不计普遍价格上涨的影响）。
全球因素是部分原因。该地区大部分主要主食——小麦、棕榈油和大米——依赖进口，因此全球食品价格向本地传导的幅度很大，在一些国家几乎是一比一。
一些国家的本地采购主食价格也大幅上涨，原因包括国内供应中断、本币贬值，以及化肥和其他投入品成本上升。例如，在尼日利亚，木薯和玉米价格均上涨一倍以上，尽管这两种作物主要在当地生产。在加纳，2020至2021年木薯价格上涨了78%，这反映了生产成本上升、运输受限等因素。
我们使用了15个国家五种消费量最大的主食（木薯、玉米、棕榈油、大米和小麦）的价格数据，发现除了全球食品价格外，净进口依赖度、主食在食品消费中的占比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也会推动本地主食价格变化。
在这些因素中，各种主食的消费占比对价格的影响最大，部分原因在于收入差异。较富裕的家庭负担得起更多种类的食物，但对贫困人口而言，主食几乎没有替代品，而主食占他们日常饮食的近三分之二。
我们估计，主食在消费中的占比每增加1%，其本地价格平均上涨0.7%；如果某种主食主要依靠进口，涨幅会更大，约为1.2%。一国净进口依赖度每增加1%，高度依赖进口的主食在当地的实际成本预计将额外上涨0.2%。
一国货币的相对强弱也是影响因素，因为它会影响进口食品的成本。我们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1%，高度依赖进口的主食价格平均上涨0.3%。
该地区的主食价格也会受到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影响。战争发生后，主食价格平均上涨4%；自然灾害发生后，平均上涨1.8%。涨幅取决于事件的规模、频率、持续时间和发生地点。
政策的作用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各国之间的价格差异，发现货币政策框架较强的国家更善于遏制食品价格通胀的直接压力和第二轮压力，进而控制整体通胀。相比之下，财政管理较弱、公共债务高企的国家，食品价格往往更高。
这些结果表明，综合实施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或有助于降低食品通胀。
例如，改善公共财政管理可释放资源，用于投资于精准施策的社会援助计划或气候韧性基础设施。这有助于稳定价格。
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推行促进公平竞争的结构性和监管改革、简化贸易手续，并更好地利用研发促进农业创新，帮助降低种子、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