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5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阿黛尔·菲尔德乘坐一艘茶船从纽约出发，历经149天的风雨航程，抵达英国殖民地香港。菲尔德高烧不退，一位朋友把她塞进婚纱里；此刻，她正在甲板上等待未婚夫——来自纽约的浸信会传教士赛勒斯·奇尔科特。他们在美国订了婚，计划在香港重逢、结婚，然后前往曼谷，向当地的中国移民传教。
一艘小划艇驶近了，但奇尔科特不在船上。船夫告诉菲尔德，她未婚夫几个月前在她横渡太平洋途中染上伤寒，不幸病倒。于是，菲尔德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置身亚洲海岸，陷入骇人的绝望之中”——这是她后来写下的话。船长建议她返回美国。她却启程前往曼谷，成为最早一批在亚洲工作的未婚女性传教士之一。
在曼谷生活数年后，菲尔德迁往汕头的一处浸信会传教站。汕头位于香港以北约250英里（400公里）处。她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名为“光明之路”的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面向女性的正规扫盲项目。她引领了一批美国女性前往中国，在这个变革中的国家传播价值观、建立机构，并成为一种象征。菲尔德称学生为“圣经妇女”，并将卫生、育儿、基础医疗技能和地理知识纳入课程，使她的传教工作与其说像福音传播，不如说更像和平队的早期版本。
菲尔德1839年出生于纽约州北部一个农民家庭。她成长于19世纪重大社会议题和女权议题唤起一代人的时代。北方女性曾为废奴而奋斗，内战结束后，她们要求获得机会。女子学院相继开办。菲尔德25岁时，自己已成为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由于菲尔德及与她相似的先驱，美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变得极具女性色彩。不久之后，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将成为美国海外传教士中的主体。
中国的自由与机遇
菲尔德的故事展现了至今仍将中美女性紧密相连的深厚纽带。对菲尔德和其他先驱而言，在受过教育的美国女性在本国面临有限职业选择之时，中国提供了自由与机遇。美国女性在中国担任外科医生，而在美国，她们却被拒之手术室外。她们主持大学院系，而当时在美国，只有少数女性能在大学任教。她们管理着雇员众多的基督教传教机构，而在美国，她们中很少有人能获得管理职位。
伊丽莎白·赖夫斯奈德是一位美国外科医生。这张图片展现了她在中国为一名患者切除巨大囊肿；当时，在她的祖国，获准进入手术室的美国女性寥寥无几。
菲尔德和她的美国姐妹们还开创了一项传统：引领中国女性取得非凡进步。菲尔德那一代人帮助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并反对缠足，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人权进步作出了贡献。美国传教士率先投身于中国女孩的教育，并为她们树立新生活方式的榜样。菲尔德和她的美国姐妹们还反对杀害女婴，在湖边放置篮子，并附上纸条：“请把婴儿放在这里。不要把她们扔进池塘。”
美国女性传教士还向中国女性展示，人生不只有生儿育女。美国女性传教士本应让她们的中国学生为与基督徒丈夫缔结美满婚姻做好准备，但由于许多美国女性——菲尔德也在其中——自己仍然未婚，这番教导便显得含混不清。因此，她们的中国姐妹效仿的是美国老师、医生和养母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她们的言辞。1919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首届毕业班全体学生宣誓不结婚。这所由美国资助的传教士学校位于南京，是中国第一所授予女性学士学位的大学。“我喜欢独处，这大体上是我们那个时代女性的态度，”首届毕业生之一徐亦蓁写道。
诚然，来自其他国家的女性也在中国争夺影响力：有来自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来自法国的革命者。但无论人数还是影响力，她们都无法与美国人匹敌。美国人定义了新世纪将至之际“新女性”的含义。她们闯入中国的教室、医院、厨房和卧室，塑造浸信会传教士领袖露西·沃特伯里·皮博迪所说的“海外新女性”。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阿黛尔·菲尔德回美国度假时，成了全国各地教会的风云人物。她写给美国教会的公开信广受欢迎，后来结集成书，书名为《宝塔的阴影》，于1884年出版。首版一周内售罄，此后又印行了六版。菲尔德在书中描写了中国人的服饰、婚礼、节庆、葬礼和医药。她一再谈及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轻视、缠足的折磨、中国女性婚后如何沦为财产，以及她们如何只能通过生儿子才能在家庭中获得权力。菲尔德调查了160名圣经妇女，发现她们亲手杀死了158名不想要的女婴——而男婴一个也没有。
《宝塔的阴影》第三版印本《宝塔的阴影》，收录了阿黛尔·菲尔德从中国写给美国教会的公开信。
美国长久以来对“中央王国”的迷恋，既非显而易见，也非必然如此；但美国女性为菲尔德笔下的中国所倾倒——那里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也展现了普世的人性。菲尔德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中美女性之间建立起纽带。
当然，影响从来不是单向流动的。中国女性也感动了她们的美国姐妹。20世纪10年代，史密斯学院及其他美国女子大学的宿舍里，围绕谁是当世最伟大的女性展开了激烈辩论：是社会工作者简·亚当斯，还是医学传教士石美玉？当时她在美国各地以玛丽·斯通之名为人熟知。如今，玛丽·斯通几乎已被人遗忘，但几十年来，她在两国之间往来无间，在美国为自己在中国的医院筹款。数百名美国人追随石美玉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的事业。
中国风——中国不欢迎
中国的魅力也以其他方式展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华裔美国女演员、洗衣工的女儿黄柳霜，成为那个时代风尚的典型代表。1934年，纽约梅菲尔时装模特协会将她评为“世界上穿着最时髦的女性”。她是第一位留刘海的明星。四年后，《Look》杂志称她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八卦专栏里充斥着她情史丰富的传闻，但她最认真的一段恋情却因加州一项禁止白人与亚裔通婚的法律而告终。尽管如此，在美国这片肥沃的土壤上，黄柳霜塑造出一个性感、迷人而强势的亚洲女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在祖先的故土，黄柳霜激起了复杂的情绪。1936年2月她首次访问中国时，成千上万人涌向上海码头，挤在黄浦江沿岸，只为一睹这位美国明星的风采。一个月后，她在香港时，一群人高喊：“打倒黄柳霜这个有辱中国的走狗！”
黄柳霜让那些恪守儒家礼教的卫道士和同样拘谨的中国左派都觉得过于火辣。她的明星魅力挑战了中国传统的礼仪观念，而她的美貌、才华和魅力又令影迷为之倾倒。黄柳霜体现了美国在中国人眼中一贯兼具威胁与吸引力的迷人特质。面对一位行事不拘一格的美国性感偶像，而且她还是华裔，中国评论家感到极度不安。
“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这种魅力、性感与才智的结合，在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身上得到了极致体现。宋美龄为几代美国人描绘了中国的形象。1943年2月18日，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众人熟知的蒋介石夫人成为第一位在国会发表演说的普通公民，也是第一位女性。在众议院，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萨姆·雷伯恩称她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日记中写道，当她看着宋美龄在高大的白人政客陪同下沿参议院过道走来时，“作为一名女性，我不禁为她深感骄傲”。这深刻展现了将美国与中国紧密相连的经纬：一位中国女性，在上海长大，受教育于美国南方腹地和新英格兰，又在战时重庆磨砺意志，随后回到美国激励美国女性。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硬汉也为之动容。”一位国会议员说：“该死……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让我差点泪崩。”
女性能顶半边天
现代以来，中美女性之间的相互影响从未停止。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者从毛泽东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能顶半边天 fùnǚ néng dǐng bànbiāntiān）这句格言中汲取灵感，并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中开展的“诉苦”运动为范本，组织提高女性意识的活动。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交往后，中国继续成为美国女性施展作为的舞台。整个80年代，弗吉尼亚·卡姆斯基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极为成功的咨询公司，员工大多是女性。1995年，希拉里·克林顿在联合国国际妇女大会上的演讲重振了她的政治生涯。她的演讲在北京引起代表们热烈反响。女性排队请她在演讲稿上签名。《《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称，这“或许是她公众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中国再次成为美国女性能够实现那些在本国无法实现之事的地方。
克林顿的演讲延续了中美女性相互启发的传统。国际妇女大会的一位代表是郭建梅，她受派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报道克林顿的演讲。她把这看作一项任务。但当她听到克林顿宣告“妇女权利就是人权”时，她心想：“我找到了知音。”郭建梅后来对一位中国采访者说，克林顿“闪耀着智慧、自立和自信的光芒”。郭建梅说，如果特蕾莎修女象征着“爱”，希拉里代表的就是“智慧”。受这次大会启发，郭建梅成为一位开拓性的女权主义者，并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当然，克林顿并非孤军奋战。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帮助重振了中国的妇女运动。在福特基金会的带领下，美国人向面向中国女性的项目投入数百万美元。他们资助了独立妇女组织、一个提供性别歧视咨询的热线、一份农村妇女杂志、一个青少年性教育中心，以及一个妇女法律中心。福特基金会还资助将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著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及其他女权主义著作翻译成中文。
女权五姐妹
中国女性也持续激励着美国女性同行。2015年3月，中国安全部门将打压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的行动扩大到妇女运动，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在三个城市拘留了五名女性。这五人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她们原计划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散发传单和贴纸，抗议公共交通上的猥亵行为；在中国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这一问题十分普遍。女权五姐妹代表了一种年轻而富有创意的妇女议题行动方式。她们都研究过美国女权主义者如何在美国组织运动。如今，美国各地有数千人签署请愿书，呼吁释放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