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应当了解的法律创新。在提升司法可及性方面，中国正在打造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即“lawtech”或“legaltech”（提供法律服务的技术）。中国市场正快速增长，以满足民众对价格可负担、便于获取的法律服务日益庞大的需求，并应对法律体系相对年轻所带来的挑战。正如移动银行和金融科技帮助非洲国家在金融体系建设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样，法律科技有望加速较新法律体系的发展，而中国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下是塑造当今中国法律科技市场的五大关键因素：
1. 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已投入大量资源推进数字化转型。中国在国家支持的在线纠纷解决方面全球领先，其中包括在杭州、北京和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等举措。这些法院审理电子商务、消费信贷、版权、域名以及某些行政法事务的纠纷。那里的大多数司法程序都可以在线完成，包括起诉立案、调解、证据交换，以及庭审和判决宣布。
为提升公众对司法体系的认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已进行直播的庭审超过200万场庭审。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首年（自2017年8月起）审理了超过1.1万件案件。该院正在庭审中采用区块链技术对在线证据进行版权保护。互联网法院提供在线庭审服务，包括在微信上提供（腾讯旗下多功能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及移动支付应用，月活跃用户超过10亿）。这些举措增强了中国律师在执业中采用法律科技的信心。
中国司法机关逐步采用技术。自2014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多项“智慧法院”战略，包括全国法院审判信息系统和中国法律应用网络平台（用于法律研究和量刑建议的智能系统）。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已设立自助服务平台，供法院用户通过回答一系列关于其案件的引导性问题，了解并评估其诉讼风险。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接待区甚至设有一个名为“小朝”的机器人，用于迎接来访者。
2016年，深圳法院开始为当事人提供24小时“类似ATM”的服务终端，供其自行办理小额案件的立案及诉讼程序。此后，山东和浙江法院纷纷效仿。为促进债务偿还，浙江法院要求阿里巴巴子公司蚂蚁金服将债务人列入黑名单（在其信用评分系统中）。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在办理签证、租车和酒店预订等常见服务时将面临巨大困难。国营新华社报道称，此类执行措施将纳入全国社会信用体系。
2. 公众需求
公众对低成本、易于获取的法律服务的需求十分庞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NBSC）公布的数据，中国估计拥有超过36万名律师（超过2.8万家律所）；约每4500人拥有一名律师。相比之下，美国约每300人拥有一名律师。随着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民众越来越多地利用法律体系。国家统计局报告称，2017年全国登记的法院案件近2300万件（其中许多在开庭前已和解）。相比之下，2007年约登记560万件案件。
然而，法院案件大量积压问题依然存在，尽管近年来在更好地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设立了全国调解平台，目前已有超过1600家法院加入，并列入超过2万名调解员。上海、河南等省份已推出综合性及专业性在线调解服务。公众需求已超出现有资源，给法庭审理效率带来巨大压力，并导致大量法官流失。显然，纠纷解决只是法律需求的一个方面，未来五年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应呈指数级增长。
3. 新法律不断涌现
法律体系随着新法律、法规、指导意见和指示的定期颁布而不断演进。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竞争法等一些复杂的改革领域已引起全球关注。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加上法治和司法可及性理念的强化，正在加速中国公众对价格可负担的法律服务的需求。目前有数百个在线服务，如国营网站中国法律服务网、其各省级同类网站以及法律新闻服务，帮助公众查找法律信息和律师。公共和私营部门在法律参考资料数字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趋势共同催生了对网络信息产品的强劲市场需求。
4. “白纸”效应
现代中国律师职业约有30年历史。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其律师职业习俗和规范的历史相对较短。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律师更有底气迅速拥抱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加剧了创业和创新。本土法律科技供应商也很多，他们正在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产品，涵盖执业与案件管理、在线纠纷解决、法律研究及专家服务、诉讼分析以及案件预测与数据可视化。中国的监管环境总体上对从业者和公众发展并采用法律科技持开放态度。
5. 智能手机文化
中国人非常习惯于在智能手机上处理几乎所有日常生活事务；事实上，他们理所当然地期望如此。中国和非洲市场在移动支付的采用方面共同引领全球。近期在苹果App Store搜索“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发现，有40多款应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及律师对接。在微信应用商店进行同样搜索则发现约20款应用。这些应用中许多是为推广特定律所、建立律师交易平台以及“法律服务版Uber”平台而开发的。通过网络和移动应用提供法律服务，为中国民众带来他们在其他服务中所期望的同样低成本、省时便捷的体验，这并不令人意外。
国际市场的考量
尽管上述因素为国内强劲、长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现在要判断大陆法律科技市场将如何与海外市场及香港、新加坡等其他司法辖区互动还为时尚早。中国法律科技公司目前似乎并未大力向海外销售，国内市场可能已足够他们发展。出境和入境营销都存在语言、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障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的文件审查、合同分析及其他产品往往在单一语言应用中表现最佳。迄今为止，西方公司在使AI驱动的法律科技产品适配中文、日文或韩文方面收效甚微。
对于外国公司而言，还存在更为微妙的市场准入问题。现代中国法律以大陆法系为基础。证据开示（discovery）和律师职业特权等普通法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大陆法系的法官负责查明事实并适用法律作出判决，与普通法法官相比，他们更具调查性。在大陆法系的法院案件中，取证规模通常小于普通法案件；在普通法案件中，当事方有时须制作并承担庞大的文件材料费用。因此，电子证据开示/披露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式和规模均未如在美国那样兴起，尽管在诉讼中进行文件检索和调取是全球范围内的基本需求。市场策略务必应根据当地法律实践进行量身定制。
本文探讨了塑造当今中国法律科技市场的五大因素。需求端方面：公众对法律服务的市场需求激增；经验丰富的法官和律师短缺；以及普通消费者对法律服务数字化的期望不断扩大。供给端方面：国家支持的法律科技应用举措释放出积极信号；以及中国软件供应商和创业型律师的成长，他们提供法律科技解决方案（不仅面向“B2C”，也面向“B2B”）。如果说法律是社会的操作系统，那么中国正在迎来一次革命性、前所未有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