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疫情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人类也吸取了许多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构想我们所熟知的政府形态。
通过利用现有数字资产（再利用）、推动公私合作（协作）以及简化官僚程序（破局），孟加拉国取得了重大突破。
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在疫情之后持续推进这些做法并保持这些突破？
全球经济体仍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我们的生活或许再也回不到从前，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这不仅源于正在推广的疫苗，也源于对政府自身的重新构想，而新冠疫情再次凸显了以公民为中心的必要性。
每个国家都有关于新冠疫情的变革故事可以分享，而孟加拉国——许多人曾预测该国将在医疗和经济两方面面临最严重的冲击——通过坚持三项核心策略取得了突破：再利用、协作和破局。
以数字化推动司法公正
由于新冠疫情，法院被迫关闭，原本就缓慢且繁琐的体系更因案件积压而雪上加霜。然而，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果断决定建立虚拟的“我的法庭”（MyCourt）保释申请系统。该系统以公务员体系中已在运行的电子申报系统为基础，根据总统签发的一项行政命令，在12天内完成了针对法院的定制开发。
成效显著。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系统运行的前两个月，共有54,558人通过“我的法庭”获得保释，创下孟加拉国的纪录，监狱人口因此减少了12%。由此，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得以避免，新冠疫情带来的一次重大危机也得到了有效应对。
“我的法庭”为更广泛的司法改革铺平了道路，推动了案件档案数字化、加强了商事司法并促进了人权保障。若按照常规方式推进，这些工作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新冠疫情则在数月内促成了这些变革。
远程医疗的“优步化”
疫情刚袭击孟加拉国时，由于仅有一家可正常运行的RT-PCR实验室，恐慌几乎是必然的反应。我们需要精准锁定疫情发展最快的地理区域，以便开展流行病学分析并确定医疗应对的优先顺序。
国家信息热线333被改用为新冠热线，使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能够自行报告症状。在前所未有的公私合作举措中，一套集体数据智能系统——借助对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分析——得以建立，并与全部四家移动电话公司实现了连接。
其结果是，新冠疫情热点区域能够在RT-PCR检测实施前7至10天被识别出来，有助于挽救生命。
此外，通过333热线进行自我报告的人群需要医疗咨询。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远程医疗服务几乎在一夜之间诞生，既服务于数十万名新冠阳性患者，也服务于数百万名非新冠患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4,000多名医生通过类似优步的系统每天自愿抽出时间提供服务，数十家民营远程医疗公司也将其服务整合至同一个虚拟平台之下。
事实上，这使孟加拉国民众首次能够在家中安全地享受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并加快了设计替代模式的进程，以期找到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全民医疗保障，并开展创新性的大规模医疗筹资。
没有学校，就没有教育？
封锁措施时有时无，但孟加拉国各级教育机构始终处于关闭状态。尽管在线课程已被采用，但只有35%的孟加拉国中学生和不到20%的小学生能够负担得起可靠的互联网服务。难道他们就要因此完全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吗？
为应对这一问题，原本除议会会议外基本闲置的议会电视台被改造为教育电视台，两个教育部门每天为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及伊斯兰经文学校（madrassah）madrassah的数千万学生开发并播出数小时的课程。
此前五年的规划都未能促成教育部与议会之间的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而新冠疫情则在九天内，从规划到播出教育内容，推动了这一合作的落地。
旧技术（电视、广播、功能手机）、新技术（互联网、智能设备）与课堂——不要忘记实体课堂的作用——的结合，正在为未来创新的“混合式”教育模式奠定基础。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区域行动小组“教育的未来”对话的一个核心主题。
孟加拉国如何收获新冠红利
上述举措的核心，是三项已被证明对孟加拉国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至关重要的策略。正如世界各国所展示的，应对疫情类似于战时局面：生命岌岌可危，而留给决策的时间十分有限。
值此该国建国五十周年金禧之际，我们1971年解放战争中的策略被重新用于应对这一新的敌人：
以昨日之方案，解今日之难题。
以仿佛没有明天般的决心保障协作。
破除刻板思维，释放明日的无限可能。
正是采纳这三项策略，才使突破得以在所需的速度与效率下实现，从而确保其切实有效。
2008年12月，谢赫·哈西娜总理向全国发出集体行动的号召，提出到2021年建成知识型经济体——即“数字孟加拉”，这一倡议奠定了关键基础。在这一愿景的推动下，经过12年的实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司的推动下，以及政府旗舰数字化转型项目a2i的支持下，各公共及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并在ICT顾问萨吉布·瓦泽德（Sajeeb Wazed）的指导下，催生了“我的法庭”、远程医疗“优步化”、教育电视台以及其他多项抗击新冠疫情的创新举措。
不是重建旧，而是向前推进新，建设得更好
如此规模和影响范围的危机，无疑是对体系的一次冲击。
它赋予政府重新审视过去、反思当下并重新构想未来的力量。它使我们能够在规则不再至高无上而公民需求才是根本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它将我们从过去那个众所周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当WhatsApp和Zoom使我们无需召开耗时且昂贵的线下会议，即可快速做出重大政策决定时，固有的思维壁垒被打破了。首席大法官与地方政府、卫生、教育及电信部门部长之间前所未有的协作，在ICT国务部长的顺利推动下，正是这一转变的有力证明。
它通过打造可互操作的服务交付、支付和数据平台，打破了部门壁垒，使多个公共机构能够为同一批公民提供服务。事实上，它使政府能够与私营创新者共同分担责任与风险，邀请他们在同一平台上参与其中。
最终，它使公民能够通过MyGov应用程序，在需要的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真正获得所需服务——个性化定制，触手可及，不让任何人掉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