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估2014年的全球事件和趋势时，“混乱”“失序”和“碎片化”等词很可能会频繁出现。但“软性”一词也应当出现。事实上，2014年的特点是，应对全球挑战的“软性”工具持续增多：承诺、声明、自我监管、联合行动计划以及握手达成的协议。按照传统的正式法律来组织国际关系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
诚然，这种转向“软性”法律的趋势也出现在国内层面。在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动用行政权力，绕过国会推进移民改革。在超国家层面，新的欧洲委员会正追求“更好监管”的目标，尽可能减少正式立法，转而侧重建议、行为准则和指导方针。
但传统法律的消退在国际领域最为显著。二十国集团的决定日益趋于非正式，而规则制定权则被外包给私营监管机构，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此外，越来越多的安排在推出时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内置的执行机制。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达成、备受赞誉的气候协议，以及伊朗与其国际对话方就该国核计划达成的临时“联合行动计划”（实质上是两份通过一则新闻稿联系起来的单方面声明），只是近期的两个例子。
此类协议或许是积极进展，但不能替代正式且可执行的国际行为规则。尽管各国不愿正式受预先设定的条款约束，却也认识到这一点。从贸易规则、核不扩散到气候行动和海洋边界，人们渴望获得只有“硬性”法律才能提供的清晰性和确定性。
那么，是什么阻碍国际社会制定明确规则？世界贸易谈判多哈回合旷日持久的艰难历程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个关键问题是参与者数量迅速增加。193个国家要达成协议，显然比当初51个签署国——即二战后确立当代国际秩序的各项公约的最初签署方——达成协议要困难得多。
这一挑战源于两项发展：后殖民时代和后苏联时期国家数量激增，以及国家主权的分解与削弱。起草协议不再只是外交部长或国家元首的工作；如今还必须让公民社会、专家、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其中，而各方都有自己的议程。这或许能让谈判更加丰富，但也使进程大为复杂、耗时更长。
在此背景下，要确保正式规则制定在国际层面仍是可行选项，就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赋予区域代表权力，代表国家集团进行谈判。另一种办法是从参与方较少的条约着手，逐步建立范围更广的协议。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超大型区域协议，可以事实上充当标准制定者，助力促成全球协议。
同样，一项关于伊朗核计划、具有约束力且可执行的协议，或可推动各方在今年春季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取得进展，进而落实在2010年一轮会议中商定的行动事项，形成明确承诺——尤其是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除非核不扩散协议融入传统法律的约束力，否则它们仍不足以实现让世界更加安全的目标。
今年还将迎来一次在国际谈判中重建硬性法律约束力的关键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12月在巴黎举行。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大会很可能是世界最后一次机会，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º Celsius以内；一旦超过这一阈值，气候变化风险就会变得尤其严峻。
要取得成功，巴黎大会绝不能重蹈六年前哥本哈根会议的灾难性覆辙。谈判各方必须超越上月在利马商定的软性“预期国家自主贡献”，确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助力限制气候变化，也将有益于应对其他全球挑战。明确且可执行的气候变化协议将表明，尽管如今达成一项硬法协议困难重重，但并非不可能。事实上，世界领导人不应满足于更低的成果。
更灵活的国际谈判方式或许促成了2014年的“里程碑式”协议。但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履约机制，此类协议可能收效甚微。如何调整正式法律程序，以适应当今复杂的全球环境，是2015年的一项关键挑战。世界领导人需要一个成功案例来激励他们。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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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帕拉西奥，曾任西班牙外交部长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现为西班牙国务委员会成员、乔治敦大学客座讲师，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人们走过伦敦路透社广场的时钟。路透社/乔恩·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