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内需疲软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一直试图通过促进出口拉动型增长来提振经济增长和就业。这需要保持弱势货币，并采取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实现所需的货币贬值。
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已有20多家央行放宽货币政策，追随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的脚步。在欧元区，外围国家需要本币走弱，以缩小对外赤字并重启增长。但量化宽松引发的欧元走弱进一步扩大了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去年这一盈余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随着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对外盈余也在增加，货币联盟的整体失衡已十分严重，并且还在加剧。
在日本，量化宽松是首相安倍晋三改革计划“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该政策启动后，日元大幅走弱，如今正推动贸易顺差扩大。
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给美元带来了强劲的上行压力。美元兑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货币以及许多新兴市场货币也有所走强。对这些国家而言，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了货币贬值，有助于减轻出口下滑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冲击。
美元兑经济和金融脆弱的新兴市场货币也有所升值，这些市场面临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并存、通胀上升、增长放缓、内外债务存量庞大以及政治不稳定等问题。甚至中国去年也曾短暂允许人民币兑美元走弱；产出增长放缓可能促使政府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与此同时，贸易顺差再次上升，部分原因是中国将钢铁等过剩商品倾销到全球市场。
直到最近，美国政策制定者还不太担心美元走强，因为美国的增长前景好于欧洲和日本。事实上，今年年初，人们曾希望美国内需足够强劲，能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支撑接近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人们当时认为，油价下跌和就业增加将提振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随着增长加速，资本支出（能源行业以外）和住宅投资也会增强。
但如今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官员对汇率的担忧日益明显。美元升值速度远超预期；201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也显示，美元对净出口、通胀和增长的影响，比政策制定者的统计模型所暗示的更大、来得更快。此外，强劲的内需并未出现；第一季度消费增长疲弱，资本支出和住宅投资则更加低迷。
因此，美国实际上已加入“货币战争”，以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美联储官员开始明确谈及美元是影响净出口、通胀和增长的因素。美国当局也日益批评德国和欧元区采取削弱欧元的政策，却回避提振内需的措施，例如临时性财政刺激和加快工资增长。
此外，口头干预之后还会有政策行动，因为增长放缓和通胀低迷——部分由美元走强引发——将促使美联储退出零利率政策的时间晚于预期，步伐也慢于预期。这将回吐美元近期的部分涨幅，并保护经济增长和通胀免受下行风险冲击。
货币摩擦最终可能引发贸易摩擦，货币战争也可能演变为贸易战。这可能给正试图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大型区域协定的美国带来麻烦。奥巴马政府能否在国会争取到足够票数批准TPP，本已存在不确定性；如今，拟议中的法案又将对进行“汇率操纵”的国家征收关税，使局势更加复杂。如果强行在TPP中建立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这种联系，亚洲参与方将拒绝加入。
如果大多数政府通过提振内需来促进增长，而不是采取损人利己的出口措施，世界会过得更好。但这要求各国减少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更多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例如增加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支出）。提高工资、进而增加劳动收入和消费的收入政策，也比货币贬值（会压低实际工资）更能促进国内增长。
全球所有贸易差额之和为零，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净出口国，也意味着货币战争最终是一场零和博弈。因此，美国卷入这场争斗只是迟早的事。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辛迪加计划。本文的发布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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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努里埃尔·鲁比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公司董事长。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他曾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国际事务高级经济学家。
图片：在东京的Interbank Inc.货币兑换处，一张美国百元钞票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肖像。路透社/中尾由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