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减少不平等是安倍经济学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减少不平等是安倍经济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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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并未免于近年来其他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不平等加剧。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担忧日益加深,而过去广为流传的“日本人都是中产阶级”这一观念已成过去。图1显示,按基尼系数衡量(财政再分配前),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三十年里稳步上升。最新可得数据意味着,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七国集团国家中最低的水平,逐渐趋近于七国集团0.50的平均水平。

图1. 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市场收入)

aoyagi 图1 6月2日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在此背景下,本文余下部分将讨论不平等为何重要——不仅因为其本身,也因为其宏观经济影响——并从包容性角度评估安倍经济学。

为何日本应重视包容性增长?

我们认为,对不平等和增长包容性的担忧,不仅源于社会和道德考量,也与宏观经济结果及安倍经济学最终能否成功直接相关,至少有两个原因。

  • 首先,如果“经济增长成果未能在日本社会中得到公平分享”这一看法广为流传,可能会削弱民众对亟需改革的支持,例如放松管制和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

此类改革对于提振长期潜在增长至关重要,但可能会给部分人口群体带来短期成本。

  • 第二,近来经济学界的共识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认为经济增长与平等之间存在权衡取舍(例如,Okun,1975年),转向一种新观点,即保障平等对于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Berg和Ostry(2011)的研究体现了这一新的主流观点;他们以实证方式记录了更高的平等程度如何有助于维持增长。多位作者(例如,Son和Kakwani,2003年;Gramy和Assane,2006年)认为,平等也会增强增长对减贫的作用。

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包容性

鉴于上述讨论,我们在近期的一篇论文(Aoyagi等,2015年)中,利用日本各都道府县约30年的面板数据,评估安倍经济学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变量是Anand等(2013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可将其理解为经增长的公平性影响“校正”后的平均收入增长指标。解释变量是安倍经济学改革实施情况的代理指标,包括实现日本银行(BoJ)2%的通胀目标、旨在减少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的改革、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以及进一步增加总体劳动力供给。

根据回归结果,表1列出了一些情景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对包容性增长变量及其两个子项(平均收入增长和公平性变化)的影响。包容性增长变量通过对人均收入增长和不平等指数变化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不平等指数在完全不平等(即一人拥有全部收入)时取值为零,在完全平等(即人人拥有相同收入)时取值为一。换言之,我们的包容性增长指标同时考虑平均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

表1. 包容性增长的情景结果

根据我们的分析,向日本银行2%的通胀目标迈进——这是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将促进增长,但会对平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最脆弱的家庭无法抵御通胀上升对其实际收入造成的影响。

然而,实现2%通胀目标对我们包容性增长指标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因为永久摆脱通缩所带来的“增长”效应(通过改变预期并增强消费和投资的动力来刺激增长)超过了通胀对平等的负面影响。表1还显示,对于工作年龄家庭样本,与所有家庭样本相比,负面的公平性效应较小,而正面的增长效应较强。

如表1所示,减少劳动力市场二元化(以一种情景作为代理:将兼职职位空缺与全职职位空缺之比从目前的21%降至泡沫前的5%)将通过提高平均收入来改善包容性增长。

这与Aoyagi和Ganelli(2013年)讨论的观点一致:日本过度的二元化通过“培训渠道”降低生产率,因为非正规员工接受的培训少于正规员工;还会通过“努力程度渠道”降低生产率,因为非正规员工往往动力较弱,因此生产率低于正规员工。由此,减少二元化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增加平均收入。正如预期,只纳入工作年龄家庭进行回归时,这种效应更强。不过,减少二元化意味着平等程度略有下降,因为这会使一些只能从事兼职工作的劳动者无法就业。

表1还列出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FLFP)提高约5个百分点的影响。历史上,该比率一直徘徊在48%左右(比男性参与率低20多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这一幅度,将通过同时提高收入增长和平等程度,使我们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上升0.83个百分点。对于工作年龄家庭样本,估计影响甚至更大,为1.13个百分点。

劳动投入按劳动者人数乘以工作时长计算,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日本持续下降,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转为负增长。在情景分析中,我们考虑一种情形:旨在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改革成功地使劳动投入增长率从负值转为零。在这一情形下,包容性增长将提高0.42%,主要归因于平均收入增长,同时公平性也会略有改善。

总结研究发现

总之,表1所示结果表明,如果只启动第一支箭(即只实现日本银行的通胀目标),安倍经济学仍会带来正的平均收入增长,但收入平等程度会有所恶化。情景分析还显示,只要通胀达到并维持在约2%,我们的包容性增长总体指标就会改善,因为通胀的“增长”效应强于其“不平等”效应。

· 在通胀维持在约2%、并实施第三支箭改革(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减少二元化、增加劳动投入)的情形下,安倍经济学会提高平均收入增长,同时使不平等程度基本保持不变(所有家庭样本),或有所改善(工作年龄家庭样本)。

此外,我们的回归结果还显示,通胀对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由于门槛效应,如果结构性改革缺乏,导致货币政策负担过重,并使通胀率飙升至日本银行2%目标之上,那么整体包容性增长(不仅是平等程度)就会下降。

总体而言,我们的实证结果和情景分析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安倍经济学若要同时实现增长和公平方面的收益,最佳途径是成功启动第三支箭。

结论

正如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日本的第四条磋商报告所强调的,实施结构性改革是日本加快增长的关键,也是安倍经济学取得成功的要务。本文介绍的近期实证研究表明,充分启动第三支箭对于促进收入平等和包容性增长同样重要。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应归于IMF、其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
编者注:本文经许可转载,原载于 经济、贸易和产业研究所(RIETI)。

参考文献

Aoyagi, C, and G Ganell (2013), “The Path to Higher Growth: Does Revamping Japan’s Dual Labor Market Matter?” IMF Working Paper, WP/13/202.

Aoyagi, C, G Ganelli, and K Murayama (2015), “How Inclusive Is Abenomcis?” IMF Working Paper, WP/15/54.

Berg, A G, and J D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1/08.

Grammy, A, and D Assane (2006), “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 hypothesi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Okun, A M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Son, H and N Kakwani (2003), “Poverty Reduction: Do Initial Conditions Matter?” Mimeo, The World Bank.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布。本文发表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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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ie Aoyagi是IMF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经济学家。Giovanni Ganelli是IMF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高级经济学家。Kentaro Murayama是美国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

图片:东京新宿的摩天大楼间可见被白雪覆盖的日本富士山。REUTERS/Kimimasa Ma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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