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等待之后，美国终于显现出从危机中复苏的迹象。这场危机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末期爆发，当时美国金融体系几近崩溃，震撼了全世界。但这并非强劲复苏；充其量，经济实际状况与没有危机时本应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即便这一差距正在缩小，速度也极其缓慢；危机造成的损害似乎将长期持续。
话虽如此，情况还可能更糟。大西洋彼岸几乎看不到哪怕是温和的、类似美国的复苏迹象：欧洲与没有危机时本应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在大多数欧盟国家，人均GDP低于危机前水平。失去的五年很快就要变成整整十年。在冰冷的数据背后，人们的生活正在被毁，梦想正在破灭，家庭正在分崩离析（或根本无从建立），而停滞——有些地方甚至是萧条——年复一年地持续。
欧盟拥有才华出众、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才。其成员国有健全的法律框架，社会运转良好。危机前，多数国家甚至拥有运行良好的经济。在一些地方，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或其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但欧洲并非受害者。是的，美国对经济管理不善；但不，美国并没有以某种方式把全球危机冲击的重担转嫁给欧洲。欧盟的困境是自作自受，源于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错误经济决策，始于欧元的创立。欧元原本意在团结欧洲，最终却使欧洲分裂；而在缺乏政治意愿建立能让单一货币正常运作的制度的情况下，损害至今未能得到扭转。
当前的乱局部分源于人们仍信奉一种早已遭到否定的观念：市场能够良好运作，不存在信息和竞争方面的不完善。傲慢也起了作用。否则如何解释，欧洲官员年复一年地持续误判其政策后果？
这些预测之所以错误，并不是因为欧盟国家没有落实规定的政策，而是因为这些政策所依赖的模型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在希腊，原本旨在减轻债务负担的措施，实际上使该国的负担比2010年更重： 债务与GDP之比 已经上升，这是财政紧缩沉重打击产出的结果。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 承认 这些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败。
欧洲领导人仍坚信，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指出的问题在危机前几年就已显现，当时这些问题并未阻碍增长。对欧洲而言，比在成员国国内推行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改革欧元区自身的结构，并扭转紧缩政策；紧缩政策一次又一次未能重新点燃经济增长。
曾认为欧元无法存续的人，一再被证明错了。但批评者有一点是对的：除非改革欧元区结构并扭转紧缩政策，否则欧洲不会复苏。
欧洲的这场风波远未结束。欧盟的优势之一，是其民主制度充满活力。但欧元剥夺了公民——尤其是危机国家的公民——对自身经济命运的发言权。选民一次又一次地将现任政府赶下台，因为他们对经济走向不满；然而，新政府上台后仍沿着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和柏林指令的同一路线前进。
但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选民又会如何反应？在整个欧洲，我们看到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令人担忧地壮大，这与使欧洲取得如此成就的启蒙价值背道而驰。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分离主义运动。
如今，希腊又给欧洲带来了一场考验。自2010年以来，希腊GDP的跌幅远远超过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所遭遇的跌幅。青年失业率超过50%。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总理领导的政府已经失败；如今，由于议会无法选出新任希腊总统，将于1月25日提前举行大选。
左翼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承诺重新谈判希腊接受欧盟救助的条件，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如果激进左翼联盟赢得选举却未能执政，一个主要原因将是人们担心欧盟会如何回应。恐惧并非最高尚的情绪，也不会促成希腊向前迈进所需的全国共识。
问题不在希腊，而在欧洲。如果欧洲不改变行事方式——不改革欧元区、不废除紧缩政策——民众反弹将不可避免。希腊这一次或许会继续沿着既定路线前行。但这种经济上的疯狂不可能永远持续。民主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但欧洲还要承受多少痛苦，理性才能回归？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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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
图片：水洼中映出的欧元符号。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