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一词令许多民主主义者对民主的未来感到不安。地球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已经 走出了全新世 ,进入人类世。在这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是塑造地球系统的主导“地质力量”。
在过去11,500年里,全新世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气候,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兴起与发展。相比之下,人类世可能以不可预测、甚至突发且具有灾难性的环境变化为特征。
科学家警告说,人类造成的变化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气候和生物圈,若人类社会不彻底改变行事方式,这种气候和生物圈将日益不利于人类文明生存。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十年内,各社会需要将自身活动限制在我们 “地球边界”的“安全运行空间”之内。
那么,为什么这些警告会让民主主义者感到不安?
一方面,评论人士警告说,如果气候谈判未能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民主制度就会在一个炎热、无法无天的星球上瓦解。地球将面临极端天气事件、生态崩溃、粮食和资源短缺、数百万流离失所者,以及日益加剧的冲突与暴力。
有人认为,不可控的气候变化 已经不可避免 ,并且/或者我们可以预期会迎来一个 威权主义时代。
然而,人们也曾援引这种文明崩溃的前景,为暂停或削弱民主辩护,以通过威权主义或技术官僚式的行星管理来保护地球边界;后者可借助太阳辐射管理等地球工程技术。无论哪种方式,民主都会受损。
然而,许多反对这类主张的人,也不相信现有自由民主制度、环境多边主义或 “地球系统治理” 提案有能力推动生态转型。
超越时间、空间与共同体
因此,民主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借助人类世这一理念,揭示并克服现有民主制度的局限?如何使民主辩论和实践更加激进,从而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生态挑战?
这要求回到基础问题。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反思民主的基本坐标:时间、空间与共同体。
自由民主制度的时空共同体坐标,不适合维护环境保护这一长期公共利益。这不仅源于短期选举周期,也源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议价能力不平等、生态素养水平低,以及在媒体所有权集中的情况下出现的公共领域扭曲。
这些特点共同使组织良好的私人利益更容易影响政策,而分散且组织程度低得多的公共利益则为之受损。
即使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自由民主制度仍会延续一个更根本的民主问责问题:对他人负责。政治代表没有义务就其决策造成的跨边界、跨时间生态和社会后果,向非公民(例如外国人、非人类物种和后代)负责。即便显而易见,这些更广泛的群体将受到严重影响,情况仍然如此。
民主不应设限
这一问责问题源于将民主组织成一个封闭体。它由固定的“人民”(民主政治共同体)和边界明确的领土构成。自由民族主义者和公民共和主义者会认为,这本该如此:只有“人民”或“民族”才是民主权威的合法来源。
然而,这些主张易受“民主边界悖论”的质疑:不存在一种民主方式,能够为自治确定人民/民族的边界或国家领土的边界。现代自由民主只是沿用了既有的领土边界。
这些边界是在非民主的主权权威形式下确定的。它们既非通过民主协商产生,也不可能经由民主协商确定,因为那预设了一个“人民”的存在,而其边界始终会是民主争议的对象。
这些论点都不太可能消除现有的政治边界。不过,它们确实可以揭示这些边界不民主且在生态意义上武断的性质,使其不再显得那么不可置疑、神圣不可侵犯。它们也为一项有力诉求提供了依据:要求政府、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公开说明,为什么他们可以将生态风险转嫁给时空中的其他人。
正如Ben Dibley 所指出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公民誉为民族成员,而人类世则向地球居民发出召唤。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出生在哪里不如一个事实重要:我们都居住在同一颗星球上,而这颗星球将越来越不利于我们自身及其他物种的繁荣,甚至生存。
成为地球居民并不要求放弃国家公民身份,但它确实促使我们以更批判、较少排他的眼光看待公民身份和以领土为基础的民主。
过时的进步叙事
对人类世理念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它试图聚焦于我们作为地球居民或人类的共同命运,却抹去了阶级、种族、性别及其他社会不平等。
关于人类拥有新地质力量的新宏大叙事,也转移了人们对权力、地缘政治和帝国主义遗产等关键问题的注意力。这些因素造就了一个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严重且不公地失衡的世界。正如Malme和Hornborg 所主张的,全球环境变化的成因是社会生成的,而非人类活动本身造成的。
这一点没错。人类世无法解释生态危机,也无法提供变革的政治处方。但它可以发挥批判性的政治作用,将政治和经济史置于地质时间的背景之中。
与人类世的到来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仍然依赖19世纪的人类进步叙事。这一叙事与这个新时代中风险和责任的社会关系严重脱节。
现代民主与工业革命、化石燃料经济的发展,以及代表资本和劳工“生产者利益”的政党的出现同步发展。反过来,这些又受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将“环境”视为人类戏剧展开的单纯背景。
作为实现人类目标的手段,环境成了一种限制,人们可以在与之抗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自我实现与解放,以及集体的自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接受了人类例外论、人类主宰论、对丰饶地球的攫取,以及人人都能享有自由与进步的叙事(尽管这些理想从未惠及所有人)。
我们能否设想一个没有我们的地球?
对人类世的批判性叙事,能够让我们以一种人类进步主义、现代主义叙事所不能实现的方式,与地球及其其他居民——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与力量——建立联系。 哥白尼 革命和达尔文革命逐步削弱了人类例外论/沙文主义的观念,而人类世则给我们上了更加发人深省的谦卑一课。
它促使我们思考一个不可思议之事的可能性及其意义:一个没有我们的地球。
人类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自主与进步的条件。我们需要讨论何种自主性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我们所依赖的超人类世界。与其把生态边界或限度视为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不如说人类世帮助我们认识到,它们构成了个人与集体自由和生存的条件。
人类世也为我们重新关注混杂性与共同演化提供了依据。从地球系统的视角看,公民与外国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文化、家园与荒野,或自然与技术之间,都不存在坚实的本体论分界。
因此,混杂性引出了民主辩论中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身为人类的地球居民,我们应当如何与其他地球居民共同演化?哪些技术实践,以及哪些抵制技术实践的形式,最符合民主与生态原则?
简言之,人类世这一理念为揭示日益加剧的民主问责危机提供了新的依据:制造和/或受益于生态风险的人,与承受其后果的人之间,存在问责缺失。若我们地球居民要以这种方式要求我们的共同体和决策者承担责任,就需要更多民主,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
本文最初发表于 The Conversation。请阅读 原文。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如需了解最新议程动态,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简报。
作者:Robyn Eckersley是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图片:Vattenfall旗下Jaenschwalde褐煤电站冷却塔冒出的蒸汽倒映在科特布斯附近湖面的水中。路透社/Pawel Kopczyn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