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创生计”日益增多?

为什么“自创生计”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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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口和环境变化正导致稳定薪资工作的机会减少,使人们越来越需要“自创”生计,并可能大幅加剧不平等。我们需要推动社会制度创新,确保每个人都有稳固的基础,并享有平等机会,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生计不只是工作。它关乎个人如何获得社会所生产的一切中满足生存和实现自身潜能所需的那一部分。 生计这一概念的变化,正随着技术、人口、环境和进化领域的一系列剧变交汇而显现。

首先,技术进步使时间和距离不再构成障碍。向知识密集型活动转变、数据与信息的激增,以及全球个人和机构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改变了人类彼此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其次,人口结构变化以极不均衡的方式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世界较富裕地区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与其他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和迁移同时发生,改变了人类需求的模式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

第三,环境约束正在限制那些影响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再生能力的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正为人类创造一种新的、或许更加严酷的生物物理环境。最后,至少在原理上,生物进化如今可以被有意识地引导;此前,这种可能性仅存在于文化进化领域。基因改造和人工增强设备可能显著提升人类能力——至少对负担得起的人而言;不同的获取机会可能导致不平等大幅加剧。

近代以来,人们依赖一份永久性的“工作”,或受雇于私人或公共机构的情形,正在逐渐消失;“自创”生计则再次成为全球常态。 两百年前,稳定的带薪工作几乎还不存在——纵观历史,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自谋生计。尽管到20世纪中叶,富裕国家的许多人已经有了工作,但世界较贫困地区的大多数人仍然“自雇”,通常处于非正规部门,并伴有某种形式的自我剥削或亲属剥削。例如,秘鲁70%的劳动者自行创造就业机会。

如今,世界较富裕地区的稳定工作也在减少。种种趋势显示,自动化将取代部分工作,职业转换会更加频繁,兼职工作增多;随着“零边际成本”和“共享”经济拓展“自创”生计的可能性,年轻一代中个人或小团体创业者的比例也在上升。要提供支撑这些互动和创业浪潮的基础产品与服务,需要规模极大的事业和投资。迅速成长、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提供硬件、软件和基础设施。然而,即便在这里,稳定薪资和职业发展路径也正在让位于岗位轮换、间歇性就业、兼职和双重任职。

社会制度需要创新,以体现这样一种悖论:我们生活在一个潜在富足的世界里,但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稳固的基础,无法充分发展。 当前的制度安排正将过有意义生活所需的条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日益只有拥有大量资本资产或高深知识的人,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自雇的不确定性还会因需求迅速变化、获取技术进步成果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再生能力下降而进一步加剧。

我们将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民间社会、企业、学术界和个人的角色?我们可以如何改革制度?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应如何筹资?教育体系如何才能持续为成年人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面对由少数企业IT巨头和无数微型创业者组成的世界,我们应如何监管?知识产权限制应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如何守护环境公共产品?我们如何为每个人创造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设计并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

制度创新可以包括:通过新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方案实现机会均等;为自创生计提供技术、管理、信息和金融支持;建立基于时间分配的替代货币方案;开展相关举措,探索并利用网络空间和虚拟现实创造的人类能力新领域;以及提供并资助满足集体需求、迫切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和平与安全、经济稳定、气候变化减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如果优先事项从激励就业转向为人类充分发展创造稳固基础,那么保障每个人的最低收入这一理念或许会获得新的认识。如果人们开始认识到,关于贫困、不平等和生计的许多其他辩论,根本上都关乎如何提升人们过有意义生活的能力,那么这些辩论的性质也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本文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战略前瞻社区为2015年年会撰写的一系列个人观点之一。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完整合集。

作者:Francisco在过去五十年间曾担任研究人员、顾问、咨询师、政策制定者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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