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正就争议不断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贸易立法——进行艰难辩论之际，一个重大障碍正横亘在前。5月22日，参议院险胜，以51票对48票否决了一项拟议的“汇率操纵”修正案。该修正案针对一项法案，而这项法案将赋予奥巴马所谓的“快速通道”权限，以谈判TPP。但随着辩论转向众议院，这一议题可能卷土重来；众议院对“可执行的汇率规则”支持强烈。
至少十年来，国会一直聚焦于汇率操纵——这一指控针对那些据称干预外汇市场、压低本币价值，从而补贴出口的国家。2005年，来自纽约州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结成了意想不到的联盟，旨在保护处境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免受所谓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侵害。论点是，只要制止汇率操纵，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就会缩小，从而为承受重压的工人带来持久而切实的益处。
十年前，最初的舒默—格雷厄姆提案是一个掩饰得并不充分的反华举措。促成该提案的愤怒至今仍在；2014年，中国占美国仍然庞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的47%。且不论自1995年年中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约33%，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不再认为被低估的水平；也不论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GDP的10%降至2014年估计的2%。在那些认为美国工人是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受害者的美国政客眼中，中国仍是众矢之的。
尽管这一论调在情感和政治上颇具吸引力， 但它存在根本缺陷，因为美国有一个隐而难察的储蓄问题。美国净国民储蓄率——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的总和（经老化资本折旧调整）——目前为国民收入的2.5%。这虽好于2008年至2011年的负储蓄率，但仍远低于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平均水平6.3%。
美国储蓄不足却又希望增长，因此必须从国外引入过剩储蓄。为了吸引这些外国资本，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出现同样规模的国际收支逆差。
因此，美国经济存在 长期经常账户赤字绝非巧合。虽然这一赤字已从2006年占GDP 5.8%的峰值缩小至2014年的2.4%，美国增长仍高度依赖外国储蓄盈余。
贸易逆差正是在此发挥作用。美国并不能凭空变出外国的过剩储蓄。为了吸引所需资本，美国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向海外输出美元。
汇率操纵论也正是在这里站不住脚。2014年，美国与约95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换言之，美国的问题并非少数可以归咎于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等国汇率操纵的 双边 贸易逆差。相反，美国与许多国家存在 多边 贸易失衡，而征收关税等双边惩罚措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不解决储蓄问题，限制与少数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贸易，只会把美国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贸易伙伴身上。实际上，美国的贸易差额就像一个水球——在一处施压，只会让水涌向别处。
此外，这种做法很容易适得其反。举例来说，假设美国国内储蓄没有增加，那么以汇率操纵为由惩罚中国这样的低成本生产国，很可能会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转移到成本更高的生产国。这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对中产阶级家庭加税——而这恰恰是国会最关心的群体。若将汇率操纵的裁定权交给政客，还会产生更多复杂问题；这种裁定据推测将取决于某种“公平价值”指标。
这也是凸显国会最终虚伪态度的关键转折。汇率操纵指控不过是美国逃避解决自身储蓄问题的借口。美国政客拿不出任何像样的储蓄提振策略——不仅缺少解决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长期方案，也没有促进个人储蓄的有力激励——于是又转向另一个速效办法。
归根结底，绕不开这一点：如果国会不喜欢贸易逆差，就必须着手解决美国的储蓄问题，而不是一味纠结于对汇率操纵的错误担忧。
这并不是说美国应当对不公平贸易行为视而不见。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美国完全可以利用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裁定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重大问题。美国也已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成功。国会不能假装，方向错误的贸易政策能够弥补其无力或不愿重新聚焦国内政策议程的问题。
当然，责怪他人总比照照镜子容易。但历史并未善待重大的贸易政策失误。正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一场全球贸易战，而这场贸易战很可能为大萧条添上了“大”字一样，如今国会若通过可执行的汇率规则，也可能引发报复行动，摧毁疲弱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的贸易自由流动。
美国参议院明智地拒绝了这一危险选项。我们只能希望众议院也能保持同样的明智。汇率操纵立法是一场能够且应当避免的悲剧。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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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S·罗奇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一张100元人民币纸币（下）放在美国100美元纸币旁。路透社/佩塔尔·库尊季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