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全球环境相当不友好。这妨碍了它们从全球市场中有效获益。
此外，非洲经济体仍然严重依赖外部援助，这也制约了它们的发展。国内收入动员远未达到潜力水平，而且这一领域的进展十分缓慢。
通常，解决这些挑战的讨论重点在于非洲国家应采取哪些行动来改善自身处境，以及发展伙伴或捐助方应采取哪些行动来改善非洲大陆的经济命运。
相比之下，人们对全球治理所起作用的关注要少得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全球治理架构的某些特征正在阻碍国家、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努力，削弱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治理变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全球化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对非洲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金融流动增长超过贸易
以贸易和金融治理为例。
近几十年来，金融流动迅速扩张，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组合流动以及跨境并购。这一扩张得益于国家层面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以及离岸金融的激增和快速发展。
过去几十年，金融在规模、范围和复杂程度上都超过了货物 贸易 。1980年至2012年间，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是出口的五倍。
为建立和加强规范货物贸易的全球框架，人们付出了大量努力。但全球金融领域并不存在同等的治理结构。
事实恰恰相反。金融管制日益放松，后果十分严重。未经监管的金融流动会加剧全球传染效应，从而增加国家和区域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全球化和未经监管的金融也助长了非洲国家资本外逃和非法金融流动的扩大。在截至2010年的四十年间，非洲因资本 外逃损失约1.3万亿美元，若计入利息收入则损失达1.7万亿美元。这远远超过非洲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负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使得资本最为匮乏的非洲大陆反而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净债权方。
要监管全球金融，就必须应对其弱点和系统性问题。在国家层面，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贸易和资本账户交易的透明度与问责制。这包括审查进出口贸易中的虚假报关——这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
资本可以轻松流动——劳动力却不行
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也存在不匹配。全球化伴随着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相比之下，劳动力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这意味着，与资本相比，劳动力承担的税负比例失衡。资本流动性增强，使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者、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企业更具优势。
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缴纳的税款，部分用于弥补大型外国投资者享受免税期所造成的税收损失。结果是收入不平等加剧，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供给受到阻碍。与能够在国内或国外负担私人服务的资本家相比，劳动者受到的影响更大。
必须动员国内资源
传统上，人们的重点一直放在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帮助非洲国家进入市场上。但我们现在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援助规模不会有显著增长。
现在是时候转变重点，帮助非洲国家动员更多本国国内资源了。
这包括帮助各国扩大税基，把不断发展的城市房地产行业纳入征税范围；还包括提高税收制度的透明度和易用性，并培养调查技能，以追踪和起诉逃税行为。
此外，国家发展政策需要着眼于增强生产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家自主权。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尤为突出。
非洲国家需要摒弃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不造成损害”方针。它们应考虑让宏观经济政策超越宏观经济稳定的局限，积极支持国家发展战略。
各国一直受困于一种最低限度的做法：将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局限于把通胀率维持在个位数低位，明确设定为神奇的5%。这种做法奖励了少数偶尔表现出色的国家，即使它们无论实际发展取得何种进展，都能够降低通胀率。这是一种相当愤世嫉俗的政策制定观。各国政府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个方面是，需要将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发展政策的基石。这要求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转变，以克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负面看法。
非洲需要在全球舞台上发出统一声音
迄今为止，全球治理架构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之上：经济规模。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决定其代表权。由于这一原则很久以前就已确立，它自然有利于欧洲和北美等老牌经济体。
全球治理正逐步转向精英多边主义，重要议题在少数大型经济体组成的小圈子中进行讨论。这正在使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等代表性更广泛的机构受到边缘化。
非洲有哪些应对选择？非洲的大型经济体——即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可以承担起领导责任，推动非洲在全球舞台上发出统一声音。
巩固区域一体化也是增强非洲话语权的有力战略。一体化将使非洲大陆能够建立更大的区域市场，并增强能力，提出非洲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非洲方案。
结合这两种选择，将是非洲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同时又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取得成功的战略。
本文由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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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éonce Ndikumana，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经济研究所（PERI）经济学教授兼非洲政策项目主任。
图片： 2001年7月13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航拍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