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说，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的超级大国——正走向一场新冷战。而至少从一方来看，其言辞已开始类似于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的“铁幕”演说，而该演说正是冷战的开端事件之一。就在本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指责中国实行掠夺性经济行为、对美国进行军事侵略，并试图破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执政。
但尽管媒体炒作不断，新冷战既非不可避免，甚至也不大可能发生。诚然，中国领导层担心动荡以及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任何削弱，因此决心阻止美国迫使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做出改变。中国将按照自身节奏、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推进改革。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言，首要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融合，以减少腐败并巩固国家的意识形态地位。任何干预这一进程的企图都将越过红线。
对习近平而言幸运的是，特朗普对“推行民主”其他国家毫无兴趣，而且他似乎并未受到那些希望政府向中国市场施压、争取更多准入机会的美国投资者、金融家和科技巨头的影响。
毫无疑问，美国关税威胁到每年运往美国的 18% 的中国出口。但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比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为紧迫，尽管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言辞咄咄逼人。特朗普极力希望通过让全球供应链回流和阻止或限制进口来振兴美国制造业。“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是在让在美国再次伟大。
即便如此，即使当前的中美对峙未演变为新冷战，它仍可能削弱两国，并推动世界走向更加多极化的格局。在中国国内，美国的言辞攻击、关税和制裁可能正在增强习近平国内批评者的力量。而且，中国目前可选的报复手段有限，这一点也不利于其应对。诚然，中国可以开始抛售其持有的 1 万亿美元美元储备中的一部分，但这将削弱其继续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推行全面进口关税的决定已被一位行业代表形容为“我见过的最自我毁灭的贸易行为”。而政府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其中包含一项阻止加拿大或墨西哥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条款——也遭到了类似的抵制。此类政策既可能摧毁美国就业，也可能疏远美国的盟友，其中许多盟友已在与美国拉开距离。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日益演变为“美国独行”。目前，美国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处于孤立少数地位。特朗普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其余成员国自行推进。特朗普政府不仅未能主导国际问题的辩论议程，反而促使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依赖。
各国广泛规避美国将加速新多极秩序的形成。例如，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实际上是向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发出挑战，要求它们违抗美国的特权。
就目前而言，依赖伊朗石油的国家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与大多数贸易商品一样，石油出口以美元结算——主要通过位于比利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进行——而美国有能力关闭此类交易。大多数企业和国家已得出结论，在伊朗开展业务不值得为此失去进入美国市场和国际美元支付体系的机会。
但未来，它们可能不再需要做出此类权衡。8月21日，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敦促欧洲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支付渠道。次月，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宣布计划成立一个“特殊目的载体”，以“协助并保障与伊朗开展合法业务的经济经营者”。
与此同时，俄罗斯表示正在开发自己的金融转账系统，以防范在美国实施更严厉制裁时被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而中国至少自2015年起就在推进类似项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个便利人民币跨境交易的系统。
这些替代系统目前尚无法与SWIFT和美元体系的便利性相匹敌。但如果一个新系统得以确立，它可能会迅速使权力从美国转移出去。
世界或许并不会走向冷战，而是可能迈向一个由四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各自主导其所在区域，并在国际谈判中争取优势地位。这一情景让人联想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构想：他提议由四个战胜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扮演“四大警察”的角色，各自巡守其势力范围，并与其他国家协商世界和平事宜。
如今，同样的四大国大体上再次居于领先地位，只不过此时我们已拥有更为强大的国际机构来帮助维护和平。这种和平能否持续，将取决于四大国是否愿意运用并调整这些机构，以适应新兴的国际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