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凯瑟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探讨历史在指导政策应对中的作用。
历史可以为现代应对举措提供数据与启发。
然而，必须仔细考虑具体情况，她呼吁经济史学家与中央银行家加强合作。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重新关注以过去为依据制定当前政策应对措施的做法，但历史究竟有多大用处，又该如何最好地加以运用？诚然，“忽视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这句老生常谈是一个有效的警示，但如何选取恰当的历史案例并汲取正确的教训，则是一项更为微妙的工作，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加尔布雷思（1990）：“金融记忆极为短暂”使金融市场容易陷入不稳定的狂热。
格林斯潘（1997）：“遗憾的是，历史上充斥着各种所谓“新时代”的幻象，而它们最终都被证明是海市蜃楼。简言之，历史告诫我们要谨慎行事。”
麦克米伦（2008）：“过去几乎可以被用来为你在当下想做的任何事情辩护。”
伯南克等人（2019）：“金融危机之所以反复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记忆的消退。”
在考虑历史如何能够帮助中央银行家时，或许我们需要超越危机本身来思考。经济史的核心在于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结果所处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了解过去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策实施不断变化的背景的理解。为此，在档案中发掘那些被否决的方案，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评估那些被采纳政策的影响。更广泛地看，历史案例研究可用作中央银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场域，并通过质疑当前关于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优先事项应为何物的观念，拓宽他们的概念与理论想象力。随着过去30年间形成的中央银行正统观念开始“逐渐瓦解”，这一点可能变得愈发重要。中央银行将需要灵活的思维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最后，当然，经济史学家还会编制长期数据集，为检验和指导经济政策的转变提供原始素材。英格兰银行的“宏观经济数据千年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9年，94岁高龄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给经济学家的建议是：“要非常尊重经济史的研究，因为它是你任何猜想或检验所由产生的原始素材。”逐渐瓦解。中央银行将需要灵活的思维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最后，当然，经济史学家还会编制长期数据集，为检验和指导经济政策的转变提供原始素材。英格兰银行的宏观经济数据千年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9年，94岁高龄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给经济学家的建议是：“要非常尊重经济史的研究，因为它是你任何猜想或检验所由产生的原始素材。”
2008年如何运用历史
2008年，中央银行应对举措的主要参照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政策要职中有多位研究这场危机的历史学家（如本·伯南克和克里斯蒂娜·罗默），因此其中的教训似乎十分清楚：放松货币政策，以避免银行危机进一步恶化。这一教训直接源自弗里德曼与施瓦茨1963年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而且，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记忆并不仅限于那些转为政策制定者的学者。罗默（2013）：当她加入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惊讶于他（奥巴马总统）对20世纪30年代的了解之深，以及讨论的智识水平之高”。
然而，正如巴里·艾肯格林（2015）及其他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教训在2008年之后并未获得同样的重视：特别是，过早撤回财政刺激措施对复苏构成的风险，导致美国在1937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而各国政府在2010年后则迅速转向平衡预算。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另一个历史教训，该教训源自莱因哈特与罗格夫2009年的著作《这次不一样》，书中提出了债务/GDP的阈值，超过该阈值后，进一步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便会上升。这表明历史可能提供相互矛盾的建议；关于该阈值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确实不一样，因为在应对2020年疫情的过程中，该阈值已被大幅突破。
被否决的过去：“启示录现在”
英格兰银行档案中一个运用历史的例子，是一项鲜为人知、内部称为“启示录现在”（Apocalypse Now）的演练（申克（2021））。20世纪70年代末，英格兰银行开始为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系统性银行崩溃做准备，此时距墨西哥面临违约威胁、引发1982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危机仅数年之遥。他们的首要做法是分析1931年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倒闭一事，该事件引发了欧洲金融危机。借助本行自身档案以及相关事件的历史文献，英格兰银行工作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在可能产生传染效应的银行危机爆发之前，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开展中央银行间合作是必要的。随后，他们于1981年将情景规划提交国际清算银行，与其他G10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讨论。遗憾的是，其他中央银行家并不那么确信过去能为未来提供有益指引，应对迫近危机的框架建设工作最终失败。在这一案例中，历史中潜在的教训被忽视，主权债务危机在缺乏连贯制度框架的情况下爆发。临时性的处置过程旷日持久，直到七年之后才引入债务减免。
被遗忘的过去：中央银行互换协议
2007至2008年间，当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与欧洲、日本及其他七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双边互换机制时，它被誉为“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中央银行合作范例之一”（奥布斯特菲尔德等人（2009））。但这并非全新的做法。美联储与各国中央银行的互换安排始于1962年，并在该十年结束时增长至与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倒闭时可用的救助工具相同的相对规模。就全球外汇储备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互换额度甚至比后来的互换更大（约占30%）。连同其他中央银行之间的短期信贷，该体系因此构成了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巨大贡献。此外，尽管互换最频繁的用途是为外汇干预提供资金以管理汇率，但在20世纪60年代，互换也被用于实现与2008年类似的结果。美联储利用其与瑞士及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互换额度，在季节性及其他收紧时期，将美元输送至美国境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以缓解离岸美元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抑制利率并减少资金从纽约流出（麦考利和申克（2020））。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纪要在2007至2008年互换协议续签时，并未提及过去这一特定类型的互换。如果中央银行家曾思考过20世纪60年代中央银行互换如何被用于管理离岸美元市场的流动性，他们或许会从国际清算银行的作用中获得启发，或者对互换可能被误解为支持美元汇率的努力，或被误解为救助外国银行，而不那么担忧。早期的互换体系存续了35年，之后于1998年暂停，暂停了10年，直至2007年底大型金融危机威胁全球美元流动性。在2020年疫情之后，互换协议得到了加强，并为其他中央银行推出了新的回购安排，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地位。2021年4月，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宣布推出一项新的英镑流动性安排。
下一步是什么？流行病、金融与技术变革
还有哪些近期的历史研究可能对中央银行家有所助益？关于过去流行病经济影响的研究数量庞大，由经济史学会收集整理。席勒（2020）的叙事框架涵盖了全球流感大流行之后1920至192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种族骚乱以及分裂性的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并强调了通缩的风险。相反，古德哈特与普拉丹（2020）则从更长远的视角考察疫情之后的人口结构变化，并认为通胀压力将会再度出现。在数字货币与人工智能的时代，奎因与特纳（2020）对繁荣与崩溃的历史研究也强调了技术创新和政策冲击作为引发泡沫的“火花”所起的作用。疫情还进一步推动了对金融危机流行病学的研究（例如阿科米诺蒂（2019）以及布利克勒等人（2020））。在全球层面，自2008年以来代理银行网络的收缩（国际清算银行（2020））表明，我们可以从国际支付体系过去如何应对技术、经济和政治冲击中汲取大量经验。这正是2021年3月启动的一个新项目的主题，该项目旨在重建1870至2000年间国际支付体系的架构（GloCoBank）。
总之，历史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运用数据或情景来指导政策制定的场域，并为跳出框框思考提供启发。但对经济史经验教训的探寻，必须仔细校准于其背后的制度环境——这种细致入微的考量，呼吁经济史学家与中央银行家之间加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