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以来，人们对政治机构和政治进程的信任不断减弱。如今，公民对企业的信任甚至超过对自身领导人的信任；即便如此，他们对私营部门也谈不上特别信任。最新的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全球对企业的信任度为58%，而对政府的信任度已降至44%。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成员，这一问题深深触动了我这一年龄群体的人：世界青年。
过去两年，公民抗议活动成为全球许多国家新闻报道的焦点。希腊和西班牙在欧元区危机后出现动荡。乌克兰人占领了基辅市中心。从北非到中东，很少有国家未受阿拉伯之春后续影响；数字时代的公民在面对民主赤字时，越来越有信心采取集体行动。香港是最新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地方。事实上， 《全球议程调查》 显示，在我来自的拉丁美洲，这一趋势的重要性远高于其他任何地区。巴西便是一个例子：2014年夏季，人们因收入差距以及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公共支出问题而掀起抗议浪潮。
如今的机制已具备条件，使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民主；然而，世界各地的公民与本应代表他们的民选官员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脱节。得益于互联网，公众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找到价值观和担忧相近的人，交流想法并建立关系。我们的政府却并未参与这场对话：我们拥有的是19世纪的制度和20世纪的思维，却试图与21世纪的公民沟通。政府经过选举产生、解散，再度当选，却只为推行短期议程；而创新并建立选民信任所需的周期，则需要长期投入。难怪人们认为这个体制已经失灵。
我认为很明显，旧有的政治运作方式必将改变，但代议制民主本身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在线世界或许力量强大，但若把类似社交媒体的结构用于民主，让所有人同时分享和讨论各自的观点，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相反，代议制民主需要实现现代化，并积极让公民参与决策过程。政府不应将自己视为“纯粹”的问题解决者，而应定位为阐明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机构，继而努力营造适当环境，让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寻找解决方案，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政策和资金，支持这些利益相关方。倘若民选代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重建公众信任，并挑战这样一种看法：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改变。
作为起点，政府必须把人视为个体，并通过最合适的方式与他们沟通。社交媒体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万灵药；传统机构（如国家）使用社交媒体时，传播的信息与地方层面实际发生的事件往往并不一致。即便如此，技术仍有潜力让人们真正感受到自己得到了代表。技术能够改善各种民主进程：在线投票、电子请愿，以及通过智能手机开展调查，都是其中三个例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运用技术以及更广泛的专业知识，真正了解公民的动因、恐惧和行动原因，然后清楚说明经过审慎考虑的政策将如何应对这些因素。当政府不再成为一切事务的中心，而民众也认识到自己已成为问题的解决者时，变化就会发生。我们看到的并非民主的消亡；相反，代议制民主必须适应时代。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 现已发布。
作者：Jorge Soto，CitiVox 总监。
图片：2008年12月17日，欧洲议会议员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一次表决会议上投票。路透社/Vincent Kess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