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力地捍卫了全球化，重申中国的“开放门户”政策，并承诺绝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也不会从货币贬值中获利。此后不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作出了相反的承诺：他七次使用“保护”一词，确认其“美国优先”主张意味着保护主义。
特朗普称美国经济正在衰退，必须重振。但事实上，过去两年美国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其复苏速度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就业岗位增长显著；美元也保持强势。
近几个月来，美元汇率大幅走高，因为特朗普承诺增加政府支出、降低企业税并削减监管，这促使投资者转向优质资产。相比之下，人民币大幅走弱——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2元人民币降至去年年底的1美元兑6.95元人民币——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出口下滑。
特朗普指责中国故意让人民币贬值，以提升出口竞争力。但事实恰恰相反：面对人民币的强劲下行压力，中国一直试图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对稳定；这一努力导致官方外汇储备减少了逾1万亿美元。
中国并不比特朗普更希望人民币贬值。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掌控汇率。从技术发展、地缘政治竞争到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转变，导致人民币走弱的原因——也因此影响中国汇率政策的因素——多种多样且十分复杂。
影响汇率的一个因素是全球供应链正在迅速变化。消费模式、监管制度和数字技术不断演变，近来推动了更多国内生产。在美国，机器人和3D打印等技术促进了制造业发展。这支撑了经济复苏，同时没有增加美国从亚洲的进口。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以更高水平的国内消费为基础的模式，因此人民币走强或许更有利于中国经济。2016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降至仅占GDP的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随着出口继续下滑，盈余还将进一步收窄。
但经常账户并非唯一相关因素。鉴于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里奥 主张也应关注金融账户。在这方面，人民币贬值同样无益于中国。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到2021年，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可能会恶化——净负债将从占GDP的41%升至63%——而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则保持平稳。这意味着，德国和日本等其他顺差国家可能会通过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为不断扩大的美国赤字融资。（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不断扩大的利差也支持这一判断。）
但中国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在于资本账户。自2015年人民币开始走弱以来，减少外债、增加海外资产的动力不断增强。
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外债总额（公共和私人债务）原本就很低，从2014年底占GDP的9.4%（9752亿美元）降至去年年底占GDP的6.4%（7010亿美元）。随着中国公民继续分散资产组合，以适应日益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这一趋势似乎还会延续。人民币走弱只会进一步助长这一趋势。
当然，特朗普曾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加征关税，也可能影响中国的汇率政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轻率态度使他几乎无关紧要。毕竟，从他以往的行为来看，无论中国选择哪种政策路径，他似乎都可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完全自由兑换的浮动汇率、目前的管理浮动汇率，或盯住汇率。
那么，中国的最佳选择是什么？自由浮动汇率可以立即排除。在当前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种做法会造成过度波动。
但即便是现行体制，也越来越难以管理。考虑到近期维持某种汇率稳定局面的努力代价高昂，看来即使拥有相当于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不足以管理浮动汇率。
诚然，中国可以也应该拓宽并深化其国际投资头寸，以支持货币稳定。2015年底，中国的对外总资产相对较低，占GDP的57.2%；相比之下，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约为180%，美国约为130%。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净资产仅占GDP的14.7%，而日本为67.5%，德国为48.3%（美国为负41%）。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将有助于提高这一水平。
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或许最好将人民币盯住美元，并设置5%的调整区间；在该区间内，央行仅轻度干预，引导市场长期回归平价。毕竟，投资者几乎只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中国为倡导全球化和追求汇率稳定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在一个宣布新政策、进而撼动市场如发一条推文般轻而易举的世界里，政治将压过理性的经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