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2日至13日关于希腊的漫长谈判之夜，欧盟的某些根本性基础出现了裂痕。此后，欧洲人便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欧盟之中。
那天夜里发生改变的，是欧洲人自二战结束以来所熟悉的德国。从表面看，谈判的焦点在于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即“希腊退欧”，或称“Grexit”）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希腊和货币联盟的严重后果。然而，从更深层次看，真正的利害所在是德国——这个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德国在二战后的复兴，以及其重新赢得世界信任（最终在四十五年半之后同意德国统一），建立在坚实的国内与对外政策支柱之上。在国内，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民主制度迅速形成。德国福利国家的经济成功成为欧洲的典范。而德国人愿意毫无保留地正视纳粹罪行，也使其对一切军事事物长期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怀疑。
就外交政策而言，德国通过接纳西方一体化与欧洲化进程重建了信任。欧洲中心的强国不应再次对欧洲大陆或自身构成威胁。因此，西方盟国在1945年之后的目标——不同于一战之后——并非孤立和经济削弱德国，而是在军事上保护它，并在政治上将其牢固嵌入西方。事实上，德国与其宿敌法国的和解，至今仍是当今欧盟的基石，有助于将德国融入共同的欧洲市场，并着眼于欧洲最终的政治统一。
但在当今的德国，此类理念被视为无可救药的“欧洲浪漫主义”，其时代已经过去。在欧洲问题上，今后德国将主要追求其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无异。
但这种思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德国在二十一世纪将走的道路——通往“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外交政策核心的根本性历史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布鲁塞尔那个漫长的夜晚得到了回答：“德国的欧洲”压倒了“欧洲的德国”。
这一决定对德国和欧洲而言都是命运攸关的。人们不禁要问，默克尔总理和朔伊布勒财政部长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像许多德国人那样，无视对希腊强加方案之后爆发的、针对德国及其主要人物的激烈批评，无异于戴着玫瑰色眼镜看问题。诚然，确实存在关于“第四帝国”的荒唐宣传，以及对“元首”的愚蠢影射。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批评准确地揭示了人们对德国背离其二战后整个欧洲政策的敏锐察觉。
德国第一次不想要更多的欧洲，而是想要更少。德国在7月12日至13日夜间的立场宣告了其意图，即将欧元区从一个欧洲共同事业转变为某种势力范围。默克尔被迫在朔伊布勒与法国（以及意大利）之间做出选择。
问题的实质在于：她的财政部长想通过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一个欧元区成员国“自愿”离开。希腊要么退出（完全清楚这对该国和欧洲将带来灾难性后果），要么接受一项实际上使其沦为欧洲保护国、经济毫无改善希望的方案。希腊现在要接受一种疗法——进一步紧缩——而这种疗法过去从未奏效，且其开出仅仅是为了满足德国的国内政治需要。
但与法国和意大利——欧元区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重大冲突并未结束，因为对朔伊布勒而言，希腊退欧仍是一个选项。他声称债务减免在“法律上”只有在欧元区之外才可能，由此想把这一问题变成推动希腊“自愿”退欧的杠杆。
朔伊布勒的立场使欧洲南北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暴露无遗，他的做法有可能将欧元区推向崩溃边缘。认为可以借助欧元促成欧洲南部的经济“再教育”，这一想法将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谬误——而且不仅限于希腊。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深知这一点，这种观点 会危及整个欧洲项目，该项目建立在多样性与团结的基础之上。
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德国都是欧洲统一的最大赢家。只需比较德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与后半叶的历史即可明白。俾斯麦在十九世纪实现的德国统一，恰逢欧洲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在德国的思维中，权力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密不可分。因此，与以“文明使命”为外交政策辩护的法国、英国或美国不同，德国是以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理解其权力的。
1989年，第二个统一的德国民族国家的奠定，建立在德国不可逆转的西方取向和欧洲化之上。德国政治的欧洲化填补了——并且仍在填补——德国国家身份所体现的文明鸿沟。任由这一支柱受到侵蚀，或者更糟，将其拆除，是最严重的愚蠢行为。这正是为什么，在7月13日清晨诞生的欧盟中，德国和欧洲都将面临损失。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要及时了解 Agenda 的最新动态，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
作者：约施卡·菲舍尔曾于1998年至2005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兼副总理，这一任期的标志是德国大力支持北约1999年对科索沃的干预，随后又反对伊拉克战争。
图片：德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顶部，该建筑是德国下议院联邦议院（Bundestag）的所在地，摄于柏林，2014年11月2日。路透社/Fabrizio Ben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