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四次着手收紧货币政策。每一次，这一举措都引发了一系列过程，导致就业和产出的下降幅度远超美联储工作人员的预期。随着美联储准备再次收紧货币政策，回顾这段历史并审视当前经济状况，表明美国即将步入危险境地。
1979年至1982年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改变了当局的货币政策方法。他的预期是，通过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美联储能够以较小的闲置产能增加和失业率上升为代价，实现比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所预测的更大幅度的通胀下降。
不幸的是，对美联储而言，也对美国经济而言，凯恩斯主义模型被证明是准确的；它们对去通胀成本的预测分毫不差。此外，这一段紧缩货币时期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花旗集团等金融机构发现，只有监管宽容才使它们免于宣告破产，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陷入了持续五年多的萧条。
随后，在1988年至1990年间，艾伦·格林斯潘主导的又一轮货币紧缩严重冲击了全美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资产负债表。这些机构杠杆率过高、资本不足，本已在艰难维持生存。为防止随后的衰退进一步恶化，联邦政府被迫救助资不抵债的机构。州政府同样难以置身事外：得州为挽救其储贷协会及其储户，耗费的资金相当于该州三个月的总收入。
1993年至1994年间，格林斯潘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却惊讶地发现，少量的紧缩就可能对长期资产价格和企业借贷成本产生影响。所幸，他愿意逆转决定，提前结束紧缩周期（尽管遭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许多人的反对）——这一举动使美国经济避免了重新陷入衰退。
最近的一次，即2004年至2007年间的紧缩，是四次中破坏性最大的。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本·伯南克都未能认识到，在长期监管不足之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变得多么脆弱。这两个错误（先是放松监管，继而是误导性的货币政策收紧）至今仍在侵蚀美国经济。
美联储目前似乎准备启动的紧缩周期，正值经济的微妙时刻。美国失业率或许暗示通胀上升的风险，但就业人口比率仍显示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事实上，工资走势表明，衡量经济闲置程度时，这一比率而非失业率才是更好的指标。而十年前，没有人会将今天的就业人口比率视为货币紧缩的理由。
事实上，即便是美联储似乎也不认为经济面临迫在眉睫的过热风险。美国通胀率不仅低于美联储的长期目标，而且预计至少在未来三年内将保持在这一水平。此外，美联储此次政策转向之际，其自身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财政政策不当地过于紧缩。
与此同时，鉴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和相互关联性，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海外产生负面影响（并随之反噬国内），尤其是在中国局势不稳和欧洲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尽管历史先例不利、经济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仍急于收紧货币政策，是因为商业银行在官方政策制定中拥有过大影响力。毕竟，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只有在其能够（通过被动且相对安全的长期投资）获得至少比向存款人支付的利率高出3%的年收益时才能运转。而只有当美国国债利率高于当前水平时，这一点才可能实现。
如果这一判断属实，那将反映出银行家未能理解其行业的根本利益。对商业银行最有利的，并非利率的即时上升，而是一种有助于确保经济未来能够支撑更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历史可作借鉴，短期内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引发进一步的经济动荡，随之而来的将是利率迅速回落至低位。踏上这条道路，应当令所有人担忧。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刊载。本文刊发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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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 布拉德福德·德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
图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位于华盛顿。路透社/Gary Came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