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民主治理承压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当前的政治僵局是否需要重新思考？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已近两周，白宫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可能缓和的迹象。但预算僵局和债务上限协议的达成仍远不确定。周四晚间，奥巴马总统与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在白宫会面，但未能就提高债务上限和重新开放联邦政府达成一致。双方承诺继续谈判，力争在10月17日之前达成协议，该日期是联邦政府预计达到借款上限的时间。
迄今为止，停摆的影响有限。目前仅约17%的联邦政府受到影响，据估计，政府每关闭一周，GDP可能受到的冲击在0.10%至0.12%之间。鉴于停摆发生在第四季度伊始，如果问题能尽快解决，经济仍有时间弥补损失的产出。国库券（T-bills）周二大幅抛售，收益率一度升至0.35%，为2008年10月以来未曾出现的水平。本周美国国债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价格也出现了类似上涨，但随着双方立场有所软化，近日两种利率均已回落。但切勿误判，这一政治分歧双方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未来一周内能否达成协议，对于避免进入未知境地至关重要。
停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但国库券和CDS价格的上涨表明全球投资者有一定的不安情绪。以中国和日本为首的外国政府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官员寻求解决僵局的办法，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也纷纷发声，提醒立法者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债务违约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雷曼兄弟倒闭五年后，全球经济仍在努力全面发力，而美国经济的表现一直优于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为，美国与中国共同代表着恢复全球增长的最大希望。欧洲仍陷于经济低迷之中，尽管近期指标显示其可能正在走出困境，但预计未来几年内仍不会恢复至趋势增长水平。
但我们为何身处此地？是什么导致了华盛顿的党派之争，以及布鲁塞尔的政治僵局？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否判断错了？霍布斯是否在与洛克的辩论中占了上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结构在经济和系统性压力时期的治理能力方面意味着什么？美国宪法的起草者采纳了分权原则，旨在限制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政府部门中任何一方的权力，同时建立一个权力应当共享的体系。这一制衡体系在过去两百多年中运行良好。但随着政党政治和竞选财务问题的演变，当前的僵局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它是否仍像应有的那样有效运作。本次事件的特点是，一小部分民选代表（众议院约40名，参议院少数几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一僵局，这一情形很可能是美国开国元勋们未曾预料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国会两院中都有足够的来自两党的议员支持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临时拨款决议，然而，国会535名议员中的这一小撮少数人却将投票表决作为人质。在欧洲，欧盟各成员国和各机构似乎无法就处理大陆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达成一致。尽管欧盟的治理结构与美国并不相同，但两者都依赖民主代表制和强有力的少数派保护原则。
随着双方分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这些体制几乎使得在大西洋两岸任何一方推行大胆构想都变得不可能。如今，美国通过一项立法需要参议院60票，并需要获得反对党控制的国会的多数支持。这导致在移民、枪支管制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积极尝试，最终因缺乏足够支持而不了了之。欧洲人费力地就如何处理若干陷入困境国家的债务负担达成一致，其中德国领导着一个坚持某一前进路径的国家集团，而欧盟内的许多其他国家认为该路径过于苛刻。面对未来几年美国和欧洲共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当前的治理体系是否提供了应对此类挑战的工具？美国的政府体制采用两院制国会和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其设计初衷是推动小幅、渐进式的改变。在问题更加庞大、世界更加复杂且全球互联的21世纪，这样的体制是否仍然适用？1900年至1968年间，一个政党控制联邦政府的时间达68年中的54年，即约80%的时间。此后，一党控制的局面仅出现过44年中的14年，即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近年来华盛顿的僵局可能会在好转之前先恶化。当前体制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无法迫使各政党或代表改变其行为，他们可能继续无所作为。虽然很难量化政治失能对长期经济造成的确切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僵局的代价会不断累积，并从经济增长中减去相应数额。任何认为美国无意愿或无能力妥善管理其事务的看法，也可能推高借贷成本，成为增长的又一障碍。
当人们审视各国的其他一些治理结构时，不禁会质疑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现有体制是否可以改进。然而，替代自由民主的方案虽然在某种层面上颇具吸引力，但也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一些已为人所知，许多则可能仍将出现。特别是，有人认为中国避开了美国和欧洲自由民主体制的陷阱，应被视为一种替代性治理模式。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使其得以让约5亿人脱贫。其一党制使其领导人能够比欧洲缓慢的共识形成过程或美国的政治僵局更容易地推出大胆举措，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应对和预见国内外问题。但这种单一政党体制的已知代价巨大，关于中国将沿直线发展成为全球领导者以及其政治体制得到验证的预测，过于乐观且为时尚早。个人自由、法治、透明度和基本民主价值观具有的吸引力远不止一时。民主自由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本已足够复杂。市场资本主义与一党统治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会更加复杂，因为社会对政府的期望和公民个人权利，可能与政治精英在几乎无法通过任何途径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发生更大冲突。
人们不能指望独裁统治总是仁慈的，而美国和欧洲各地的保护机制之所以存在，是有其原因的。尽管中国政策制定的战略眼光、速度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国重新崛起为全球大国仍处于早期阶段，现在宣布北京政治指令已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过去20至30年间，中国的领导层成功策划了世界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经济转型之一。但在未来几年，随着人口变得更加富裕，并更渴望参与决定自身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可能需要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中国精英阶层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变革需求的意愿有多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世界决定拥抱所谓的“中国模式”之前，这一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西方的治理结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小，但渐进式变革的想法并非不可能，因为美国和欧洲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和权威被认为有所下降，这可能推动转向更快速、更大胆治理模式的趋势。移民、税制改革、福利支出、气候变化、金融服务监管和教育等重大问题仍有待未来解决，美国需要一个能够以有效和及时的方式作出回应的治理体系，而不是一个似乎决心继续自我造成伤害的体系。在美国推行议会制的呼声没有被采纳的可能，但对立法部门运作方式进行议会式规则改革肯定是可能的，并可能在无需改变整个体制的情况下，形成更高效的治理结构。
自17世纪末以来，美国一直极其繁荣。开国元勋们是设计民主制度的智者，该制度使这个国家得以穿越其两百多年来走过的艰难道路，包括内战时期。尽管华盛顿的功能失调程度可能被夸大了，但很难说现行体制毫无缺陷，且运行得符合制宪者的初衷。然而，危机往往是变革的催化剂。或许，这正是重新确立自由民主作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治理模式所需要的一切。遗憾的是，当前环境暴露出开放透明治理最糟糕的一面，并引发了令人不安的疑问：它们是否真的如许多人数百年来所描绘的那般理想。
图片：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的《独立宣言》，描绘了《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向国会提交其工作成果的场景。
Douglas Rediker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也是全球议程理事会地缘政治风险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