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国家日益意识到，需要应对社会问题和经济不平等。
这种自我反思固然重要，但不应掩盖迫切的外交政策问题。
我们概述了必须应对的三个关键外部威胁领域，以推动民主革新议程。
民主的审议性质似乎终于战胜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傲慢自大的胜利主义。在我们身处的险恶时代，西方民主国家正日益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内部挑战。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年轻人中，不满与愤怒日益增长，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远远不足；而在疫情后复苏仍难以实现之际，民粹主义带来的威胁民粹主义仍远未消退。
秉持“医者，先医己”的古训，精明的政界人士因此开始关注社会现有和潜在的裂痕，并寻求纠正性政策，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应对国内不满的其他根源。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重建得更好”议程，正是通过更新社会契约推动民主革新的尝试之一。在德国下一任总理选举前夕，三位候选人参加的“三方辩论”明显优先讨论国内关切；相比之下，外交政策问题退居次要位置。
整顿自家事务的意愿值得肯定，但必须确保此类自我反思不会沦为自我陶醉。如今尤其如此，因为西方民主面临的风险并非只有内部风险。如果政治领导人及其学术界和智库顾问真心致力于维护和更新民主价值与制度运作，就有三个理由说明，他们必须至少像关注国内政治一样重视外交政策问题。
1. 确保全球价值链安全
国内政治与外交事务之间的界限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全球价值链一体化意味着，各国政府——即使是富裕国家的政府——也必须依赖外国伙伴提供制造必需品所需的关键组件（包括药品所需的药用活性成分，以及半导体芯片所需的稀土元素）。
为了保护本国民众免受竞争者和对手蓄意扰乱关键物资供应，各国政府需要重新调整全球价值链（GVC），至少要涵盖一些战略产品。与可信赖的盟友密切合作，打造更短、更可靠的全球价值链，对于确保可行性和成本效益至关重要；这既不同于试图实现自给自足，也不同于在现行贸易多边主义规则下照常经营。
应对国内问题的各种创意详尽方案——如全民基本收入、绿色能源、创造就业、可负担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如果没有外交政策措施来确保必需品和服务稳定供应给本国民众，就可能功亏一篑。
2. 防范数字威胁
数字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监控空间，其遭到滥用的可能性也很高。我们看到此类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也看到它们向其他国家扩散。出于种种原因，各方政府都在采用这些技术，从而使其常态化并赋予其正当性，尽管它们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的威胁显而易见。
要保护民主生活方式，需要建立国内保障措施，也需要制定国际规范和规则，以防范获取海量数据的企业（有时与对手国家关系密切）或选择加强对本国民众监控与控制的主权政府的侵害。这需要加强而非减少国际交往与合作，尤其需要那些致力于数据保护和隐私权等价值观的政府与跨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
3. 建立经济联盟
过去，人们曾希望威权政权融入全球经济后，会伴随政治变革并融入自由主义秩序（“以贸易促变革”），但这种希望并未实现。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种另类增长与发展模式的出现——至少按其自身标准衡量相当成功——尤其来自中国。
如今，民主国家面临着证明自己也能确保本国人民繁荣的挑战；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税制改革、全民医疗保健及其他此类国内措施都必不可少。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不局限于本国境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促进互联互通；中国在多边组织中发挥影响力；该国的“战狼外交”也因其提供了相当多的疫情期间医疗援助而有所平衡。这些成就共同表明，与中国结盟是有益的。
相比之下，七国集团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除了名称之外，几乎与拜登那项（雄心大得多的）国内复苏计划毫无可比之处；它也远逊于“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各地许多人或许有理由认为，威权主义似乎能带来成果，不仅助力中国崛起，也让拥护它的人受益；相较之下，民主国家似乎会在困难时刻抛弃朋友。香港就是一个例子。无论美国如何为其从阿富汗混乱撤军辩护，其传递给盟友和朋友的信号都不理想。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必须证明自己也会支持朋友；与他们结盟不仅在经济上有利，也有助于安全。
我们如何保护民主？
民主制度和社会内部运作的问题不应被轻描淡写。近年来，这些挑战无疑有所加剧，例如2017年汉堡G20峰会期间的骚乱，以及2021年1月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但归根结底，国内不满、内部争论，有时甚至激烈抗议，都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如今面临的来自体系性对手的外部风险——尤其在“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时代——可能关乎生存。如果不承认并通过重组供应链、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和重振联盟来应对这些外部威胁，民主革新议程就将徒劳无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