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意自己吃什么——但不确定这是否也该成为别人的事。我们通常坚持认为饮食是自己的事，也反感别人告诉我们要多吃水果、少喝酒，并在吃饭这件事上总的来说振作起来。
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2012至2013年间试图禁止销售超大杯软饮料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批评者认为这侵犯了个人自主选择饮食的权利。“纽约人需要的是市长，不是保姆，”《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整版广告如此喊道。当英格兰北部罗瑟勒姆附近的一所学校从食堂中撤下火鸡卷和碳酸饮料时，愤怒的母亲们起而抗议，坚称孩子有权吃不健康的食物。
与此同时，许多英国人对相关报道感到忧虑：作为一个国家，英国人嗜糖又不爱运动，最终会让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破产；许多人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极度超重者应先减重，再接受治疗。我们认同，不良饮食选择会影响所有人，但与此同时，我们确信自己有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如何开始以这种方式看待食物，与土豆作为国民主食兴起的故事密切相关。英国人对土豆的喜爱，离不开这样一些观念：良好饮食具有实用价值，健康的民众是强大经济的动力源泉。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18世纪。
启蒙时代的饮食观
如今，公共卫生与个人选择之间略显不安的结合，是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新思想所带来的结果。18世纪，欧洲各国开始重新思考国家财富与实力的根基。这些新思想的核心，是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我们如今所说的公共卫生。早先几个世纪的统治者希望避免可能引发民众动乱的饥荒；到了18世纪，政治家们日益确信，国家实力和经济成就所需的不只是一个顺从、无意暴乱的民众群体。
他们认为，国家需要一支健康、强健、精力充沛的士兵和劳动者队伍。只有这样，工业才能兴旺。“财富与权力真正的根基，”18世纪的慈善家乔纳斯·汉韦断言，“在于劳动贫民的数量。”因此，他得出结论：
……每一项旨在增加他们人数的合理提议，都值得我们重视。众所周知，人口就是国家的资本：没有人耕作的地产，便毫无用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整个国家或民族。
“没有一位政治家，”西班牙思想家华金·哈维尔·德·乌里斯在1801年写道，“不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尽可能多的守法勤劳之人，构成了任何国家的幸福、力量与财富。”因此，政治家和热心公益的人士都致力于培育这样一群健康的民众。这就是18世纪的生产力之谜。
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充足供应营养丰富、健康的食物。欧洲各地日益形成共识：许多民众正因不当的饮食习惯而损害自身健康。例如，著名苏格兰医生威廉·布坎在其1797年的著作《关于平民饮食的观察》中就提出了这一看法。布坎认为，大多数“平民”肉和白面包吃得太多，啤酒也喝得太多，却没有摄入足够的蔬菜。他指出，结果必然是健康受损，坏血病等疾病会在劳动者、妇女和儿童的身体上肆虐。这又会损害英国贸易，削弱国家实力。
体弱的士兵无法可靠地抵御攻击，病恹恹的劳动者也无法推动商业繁荣。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医生、官僚等人士开始坚持认为，如果不大幅改变全体民众的饮食习惯，强大而稳固的国家便无从谈起。但怎样才能确保人们营养充足？什么食物能比啤酒和白面包提供更好的营养基础？布坎提倡以全谷物和根茎类蔬菜为主的饮食，并坚持认为，这些食物不仅比其他选择便宜，而且健康益处远胜于它们。
他尤其热衷于土豆。“对于一个有着大家庭的穷人来说，一头奶牛和一块土豆地是多么大的财富啊！”他感叹道。土豆提供了理想的营养。“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强壮的人，都是靠牛奶和土豆养大的，”他写道。布坎认为，一旦人们明白吃土豆能给自己带来哪些好处，就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土豆。
这既有益于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让他们的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也有益于整个国家和经济。人人受益。只要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身利益，政治共同体就会运作得更好，经济也会更具生产力。
妙不可言的土豆
布坎是18世纪众多土豆爱好者中的一员。芬兰各地的地方俱乐部举办竞赛，鼓励农民种植更多土豆；西班牙报纸介绍爱尔兰式煮土豆的方法；意大利医生撰写了整篇论著，赞颂“妙不可言的土豆”；欧洲各地的君主也颁布法令，鼓励人人多种土豆、多吃土豆。
1794年，巴黎的杜伊勒里花园被翻掘，改作土豆田。要点在于，18世纪有大量热心公益的人士相信，个人和公众的福祉与幸福，都能从不起眼的土豆中找到。
不过，这些土豆爱好者从未主张强迫人们吃土豆。相反，他们在小册子、公开演讲、布道和广告中耐心解释：土豆营养丰富、健康，而且你自己会乐于食用。既然土豆美味可口，人们就不必为了保障整个国家的福祉而牺牲自身福祉。个人选择与公共利益完全和谐一致。土豆对你有益，也有益于政治共同体。
当然，这大体上就是如今我们处理公共卫生和健康饮食问题的方式。我们往往更倾向于劝导——少吃脂肪！多运动！——而不是采取强硬干预，比如墨西哥对含糖饮料征收10%的税，或布隆伯格禁止销售汽水。
我们希望，公共教育宣传活动能帮助人们选择吃得更健康。没有人抗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健康饮食指南”，因为它提供健康饮食建议，实用而且我们完全可以不予理会。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出于自愿选择更健康的饮食，而这些个人的良好选择汇聚起来，将造就一个整体上更强大、更健康的国家。然而，我们如今相信个人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选择汇聚起来，会让国家更强大、更健康；这种信念源自18世纪的新思想，布坎等人的著作正体现了这些思想。
个人选择与公共利益能奇妙汇合的信念，恰好在现代古典经济学原理形成之时出现，这并非巧合。正如亚当·斯密的著名论述所言，良好运转的经济，源于人人都能追求自身利益。他在1776年写道：
我们期待晚餐，并非因为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心怀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
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结果便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系。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述：
每个人……既无意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促进了多少……他只盘算自身安全；他以一种能使产出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引导产业，所图也只是自己的收益。在这一点上，如同许多其他情形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目标。
强壮的男人与美丽的女人
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来，确保国家经济强大的最佳办法，是让每个人照料好自身福祉。国家最不该做的，就是试图干预市场。人们认为，对食品市场的干预尤其有害，很可能引发其原本试图避免的短缺。这一颇为新颖的观点在18世纪初开始出现，并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而日益普遍。众所周知，对自由市场的信念如今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石。这些思想深刻塑造了我们的世界。
亚当·斯密特别推崇土豆，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的自由市场观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只有当人们幸福并追求自身利益时，国家才可能富裕。而幸福与舒适又需要充足供应美味且有营养的食物——在斯密看来，土豆正能提供这一切。土豆的产量远高于小麦——斯密对此作过仔细计算——而且营养极其丰富。正如他所指出的，英国“最强壮的男人和最美丽的女人”都以土豆为食。“没有任何食物能更有力地证明其营养价值，也没有任何食物能如此适合人体健康，”他总结道。
斯密将多吃土豆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与经济更加繁荣联系起来。如果农田种上土豆，就能养活更多人口；而“劳动者通常以土豆为食”，便能创造更多剩余，让劳动者、地主和整体经济都受益。在斯密、威廉·布坎以及无数其他土豆倡导者看来，如果个人选择多吃土豆，人人都会受益。增加土豆这一投入，会带来更好的经济产出。
秉承斯密政治经济学模型所依据的个人主义，他并未主张强迫人们种植和食用土豆。他强调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自然而然地汇合。事实上，18世纪的土豆爱好者直接回应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他们尤其希望消除这样的说法：他们把个人自由置于集体福祉之下。
英国农业委员会主席约翰·辛克莱在18世纪90年代指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应让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多种土豆。他承认：“如果公众要指示农民如何耕种土地”，这可能“成为无穷祸害的根源”。
提供信息以帮助个人作出选择，“非但无害，反而必将带来最令人欣喜的结果”。对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而言，提供建议和信息而非立法，确实仍是改革国家食品体系的首选方式。用营养指南，而不是禁售汽水。
因此，18世纪见证了至今仍极具影响力的一些思想的诞生。人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和饮食利益会让国家整体财富与健康水平提高，这一信念正是18世纪新兴的经济与国家思维模式的核心。
土豆政治
正是“私人获利可以带来公共利益”这一观念，支撑着18世纪将土豆视为国家增长引擎的热潮。它也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设立了官方土豆研究所，资助前往安第斯山脉的科学考察，寻找产量更高的新土豆品种，并大力推广食用土豆。
英国的英联邦土豆收藏中心，与德国的格罗斯吕泽维茨土豆收藏中心以及俄罗斯的尼·伊·瓦维洛夫植物工业研究所一样，都让人想起这段悠久历史：土豆、个人饮食习惯与国家福祉由此紧密相连。
土豆、政治经济学与强大国家之间的这些联系，也解释了当今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土豆。中国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土豆于17世纪传入中国，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穷人的食物，而大米仍是更具声望的主食。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土豆消费量；自2014年以来，相关工作尤其大力推进。围绕这种块茎作物的种植和消费，出现了大量亲土豆宣传。
与18世纪的欧洲一样，中国新一轮土豆推广也是出于对国家整体需求的考虑，但宣传时强调的是个人多吃土豆能获得哪些好处。国家电视节目传播食谱，鼓励公众讨论如何烹制出最美味的土豆菜肴。烹饪书不只是介绍土豆如何帮助中国实现粮食安全，也会说明土豆美味可口、还能治愈癌症。
与18世纪一样，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认为这些健康饮食宣传让每个人——你、国家以及全体民众——都能受益。过去和现在的土豆倡导者都认为，如果人人追求自身利益，大家就会多吃土豆，整体人口也会更健康。更健康的人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经济会增长，国家也会更强大。只要每个人都遵循自身利益，人人都会受益。
18世纪出现了一种关于国家财富与实力本质的新思维。这些新思想强调，个人的健康和经济成就，与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紧密相连。人们吃什么，就像他们在工作中取得什么成就一样，都会影响其他所有人。
与此同时，这种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模式从根本上建立在选择这一观念之上。个人应当能够追求自身利益，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饮食利益。理论认为，只要给予人们足够的空间去这样做，他们最终就会选择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结果。
一段关于土豆的简史，让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与个人饮食如何长期交织，汇入更广义的自由主义国家模式。它也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的土豆热潮；中国本身正经历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向。
18世纪末形成的日常生活、个人主义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至今仍影响着围绕如何平衡个人饮食自由与政治共同体健康的讨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我们似乎都能通过饮食获得健康与经济福祉——这一诱人的承诺，仍是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