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达沃斯，当时的世界经济论坛欧洲全球议程理事会发布了一份简短报告：《欧洲：2016—2017年值得关注的事项》。
我们指出，欧盟“似乎正从一场紧急状况走向另一场”，而且“欧洲人已把目光从更深层的长期挑战上移开”。我们的结论是，“欧洲联盟如何应对未来几年面临的紧迫问题，将决定这片大陆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走向。”
我们着重指出了欧洲经济、数字化、移民、地缘政治威胁和英国脱欧风险等方面的挑战。最后，我们提出了对未来几年的两种情景，以便同时关注机遇与风险。
一年过去了——如今形势如何？
1. 英国脱欧
去年，尽管当时的主流观点并不如此，我们仍认为，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一方获胜的风险相当大，尤其是难民和移民问题引发的广泛担忧助长了这一风险。
最终，英国人以微弱多数投票支持脱欧。特雷莎·梅政府如今已承诺将英国脱欧付诸现实。在其自行宣布启动《第五十条》退出谈判程序的时间点前仅数月，梅政府似乎还没有一套明确、统一的策略，既没有关于谈判进程的策略，也没有明确未来英欧关系希望实现什么目标。
然而，一旦启动《第五十条》，倒计时便开始了；我们认为，英国正式退出欧盟最迟将在2019年4月1日发生。
退出谈判将十分艰难，也可能引发分歧，但与建立英国和欧盟新正式关系的谈判相比，其重要性要低得多。
只有英国政府明确希望与欧盟27国建立何种关系后，实质性谈判才有可能展开。随后，欧盟各国需要时间就英国的请求形成立场；接着要找到某种妥协方案；最后，还要批准并落实一项规定新关系的条约。
几乎不可能在英国退出时完成这一进程的前两个阶段。
除非在退出日期前达成临时安排，而这一安排很可能必须以继续留在单一市场为基础，否则英国和欧盟将走向“混乱而强硬的退出”，可能对不同经济部门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
现已确认，梅政府打算让英国退出单一市场，按任何合理定义，这都属于“硬脱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或许是“缓慢但强硬的脱欧”，从而留出更长时间进行调整。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硬脱欧将带来重大成本，主要由英国承担，但欧盟27国经济体也会受到影响，影响程度因行业而异。例如，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的整合生产链将面临显而易见的困难。限制资本在欧洲大陆与欧洲最大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之间自由流动，不仅会影响总部设在伦敦的金融机构，也会影响整个欧洲的融资机会。各行业企业还应关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数据流动规则将如何变化。
2. 移民与难民
2015年的难民危机在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移民协议、以及巴尔干路线于2016年春季关闭后有所缓解。根据欧盟边境管控机构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Frontex）的数据，“2016年通过两条主要海上路线抵达欧洲的移民总人数较2015年减少近三分之二，降至364,000人”。
不过，主要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经爱琴海抵达的难民人数下降了约80%，而主要来自西非、经地中海中部抵达意大利的移民人数则上升了20%，达到历史新高。涌入意大利的人数不断增加，引发日益加剧的担忧和不满，这或许促成了2016年12月公投失利以及总理伦齐辞职。
尽管德国的寻求庇护者人数在2016年降至30万人以下（初步估计，低于2015年的近90万人），德国接收的难民人数仍超过欧盟其他国家总和。这加深了德国民众对欧盟团结的疑虑：一年间，对欧盟持正面看法的德国人比例从45%骤降至29%。四分之三的德国人表示，他们觉得欧洲伙伴辜负了自己。
难民和移民局势表面上的稳定十分脆弱。鉴于过去几个月双方关系恶化，欧盟与土耳其协议的未来并无保障。
土耳其认为，欧盟没有承认7月未遂政变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欧洲国家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PKK）恐怖组织；欧盟也不愿给予土耳其所渴望的免签待遇。欧盟则对土耳其日益严厉的媒体自由和公民自由限制感到担忧，并批评政变未遂后的镇压规模。要求冻结或彻底放弃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的呼声愈发高涨，不过在成员国中，只有奥地利公开主张后者。
如果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兑现“打开难民潮闸门”的威胁，新一轮大规模人员经巴尔干地区涌入，可能对荷兰、法国和德国即将举行的选举（或许还包括奥地利的提前选举）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国家都面临程度不一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挑战。
为增强应对脆弱的欧土协议的韧性，欧盟已决定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申根外部边境的管控，并推动形成真正共同的移民与庇护政策。这包括与非洲国家开展对话并加强联系，以应对未来几十年必将从非洲而来的移民压力。
尽管局势仍岌岌可危，但我们认为，与去年相比，陷入混乱和崩溃的风险有所降低。欧盟内部的移民安置基本失败，非洲移民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各国面临的融合挑战也依然严峻。但总体而言，难民和移民潮引发的紧迫危机感已有所缓解。
如今，关注重点已转向欧盟各国的安全和伊斯兰主义激进化问题。尽管欧洲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总量仍相对较低，即使与历史情况相比也是如此，公众的担忧依然非常强烈，并推动采取重要措施，弥补欧洲国家反恐合作中的不足。
3. 欧洲经济
尽管英国脱欧带来冲击，过去一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形势仍延续逐步改善的趋势。
得益于强劲消费、欧洲央行仍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低油价以及欧元走弱，实际经济活动正在增长。这些因素应有助于欧盟今年实现1.5-2%的增长，这是多年来最强劲的增长率之一。
不过，欧洲经济前景仍受到若干风险的笼罩。贸易政策尤其已成为未来几年欧盟可能面临的新危机领域。
欧盟在批准欧盟与加拿大贸易协定（CETA）时遭遇的困难（比利时瓦隆大区在10月戏剧性的一周内阻碍了这一进程），说明了未来的挑战。此后，欧洲法院裁定，任何超出削减对外关税范围的新贸易协定——所有现代贸易协定都属于这种情况——不仅必须由欧洲议会批准，还必须由欧盟各国以及部分次国家级议会批准（总计39个）。
接下来待批准的是与新加坡签订的贸易协定。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曾被誉为欧洲重振竞争力、在全球数字经济标准制定竞赛中保持领先的最大希望；如今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其前景极不明朗。即便目标远为有限的跨大西洋协定，也未必能获批准，因为人们普遍担忧其可能影响公共服务以及环境和食品标准，德国尤为如此。
对硬脱欧、民粹主义者赢得选举以及特朗普总统试图保护美国市场所引发的贸易战升级的担忧，很可能会给欧洲来年的经济预期蒙上阴影。与此同时，欧元区的长期前景仍因其两个核心成员国——法国和意大利——似乎无力实施有实质意义的改革而蒙尘。两国如今都进入选举周期，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选举结果。如果弗朗索瓦·菲永在法国胜选，意大利的马泰奥·伦齐重振旗鼓、重新执政，改革和欧元区稳定的前景将会向好。然而，如果政治僵局持续，欧元区能否持续的疑虑终将再次浮现。
面对这些风险，我们不应忘记，部分欧洲经济体仍位列全球最具竞争力之列。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六个欧洲国家跻身前十，另有七个进入前二十五。
4. 数字欧洲
欧盟致力于让欧洲社会为数字化未来做好准备，并在2016年取得了一些渐进式进展；不过，鉴于涉及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进程仍然缓慢。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通过过程体现了这一点。该条例将于2018年5月生效；欧盟最终还与美国就新的数据传输“安全港”协议达成一致。在这两项讨论中，隐私问题都占据重要位置，欧洲法院采取的立场尤其严格。
新的“安全港”协议（“隐私盾牌”）将在欧洲法院受到挑战。特朗普政府也有相当大的可能推翻此前就监控问题向非美国公民作出的一些保证。这可能给迅速发展的跨大西洋数据经济带来重大风险，而其数字价值链正变得日益重要。
在欧盟内部，尽管欧盟旨在为数据跨境流动创造第五项自由，我们仍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在数据流动讨论中表现出重商主义倾向；对数据存储方式的限制也将增加欧盟企业的成本。
5. 外交与安全政策
2016年6月，欧盟发布《欧洲全球战略》，试图为其对外关系制定一套连贯框架。由此，欧盟与北约在应对各种“混合”威胁方面展开了更高水平的合作，同时欧盟也计划在内部推进安全与防务合作的新举措。
尽管如此，欧盟在更广泛的安全议题上仍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参与者。
由德国和法国主导的明斯克进程旨在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实质上毫无进展；顿巴斯地区持续发生低强度消耗战，造成800名乌克兰士兵和平民死亡。因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又延长了六个月。
在联合国框架下启动的叙利亚和平谈判，随后由美国和俄罗斯双边继续推进；如今，谈判已由俄罗斯和土耳其接手，伊朗也将发挥作用。前景至多只能说难以预料。
积极的一面是，解决塞浦路斯严重分裂问题如今确实有了可能——不过，批准潜在协议的两场公投结果仍难以预测。
6. 政治格局
欧洲政治与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已进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
至少目前，欧盟似乎已止住近年来支持率和合法性不断下滑的势头。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其余27个国家中支持退出欧盟的人减少了；不过，这可能更多是因为人们害怕退出欧盟带来的不确定性，而非真正支持欧盟进程。
11月公布的最新欧洲晴雨表民调还显示，公众对欧盟信心下降的趋势已得到遏制。
曲线显示，欧盟的表现与公众对它的支持度明确相关。在2011—2012年欧元危机最严重的阶段，信心大幅下降；但随着危机消退，信心再次回升。随后，2015年的难民危机又导致信心下滑；随着急性危机得到处理，这一下滑趋势再次逆转。进入2017年，移民和恐怖主义，而非经济，被视为欧盟亟待处理的关键议题。
未来几年，欧盟凝聚力面临的挑战将来自成员国内部。在欧洲各国，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失去了支持，民粹主义势力则借助反移民、反贸易和反欧洲议题争取支持。许多主流政党正试图通过照搬民粹主义挑战者的部分政策来争取选民支持，其中包括对欧盟采取“强硬”立场。
这类策略可能不会奏效，因为当前的政治反感似乎远远超出选民对个别政策的不满。传统的左派与右派分野，在各地都正被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的新分野补充或取代。这种新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欧洲各地选民中，尤其是年长者和居住在城市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人群所感受到的文化、身体和经济不安全感。
2017年一系列重要选举将显示，这些议题将在欧盟成员国如何演变，法国和德国的情况尤为值得关注。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7日举行，届时极有可能由中右翼的弗朗索瓦·菲永对阵民粹主义右翼的玛丽娜·勒庞。目前的民调显示这场较量的结果可能是60比40，但形势瞬息万变，事件可能影响竞选；勒庞胜选虽不太可能，却不能排除。
勒庞支持法国退出欧元区，并曾谈到仿效英国，就未来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她若胜选，将使欧盟陷入比英国脱欧更根本的危机。
德国初秋举行的选举不太可能使该国的欧洲政策和国际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当前民调显示，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CDU）是最大政党，这意味着她将受命第四次领导欧盟最大的国家。
不过，默克尔在选后组建联合政府将异常复杂。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确定将进入联邦议院，小型自由民主党也可能重返议会，因此议会可能首次出现六个政党。根据目前的民调，届时唯一可能获得多数席位的方案将是与社会民主党再次组建“大联合政府”。然而，如果社民党进一步失利，并将选民的惩罚解读为自己未能向基民盟提供明确替代方案，他们可能不愿再加入默克尔领导的政府。
西班牙如今由少数派政府执政，预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意大利的前景则更加不确定。对民粹主义五星运动的担忧可能会让新一轮选举推迟至2018年初，同时人们也希望，届时五星运动市长在意大利各城市的糟糕表现已开始削弱该运动的吸引力。
在3月举行的荷兰选举中，反移民的海尔特·维尔德斯很可能赢得最多选票。不过，他或许更愿意把执政责任交给由较小型主流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希腊若举行选举，过去几年半民粹主义执政的经历之后，新民主党政府很可能重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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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展望
2017年3月，欧盟将庆祝最初六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签署《罗马条约》60周年。此后，欧洲一体化经历了深化和扩大的不同阶段，期间也有不少波折。然而，如今欧盟成立以来首次出现了一个重大疑问：欧盟未来将走向何方？许多欧盟国家的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反对进一步深化或扩大，或两者都反对。
与此同时，外部事件和威胁带来的压力迫使欧盟国家努力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因为它们知道，成员国单凭自身力量太过弱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难民和移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数字化挑战，都说明了这一点。
欧洲领导人将难以应对相互牵制的压力：既要放松欧盟的纽带，又要同时加强合作。2017年的选举能否产生胜任这一任务的领导人，仍有待观察。
在某种程度上，梦想中的欧洲已被现实中的欧洲取代。或许，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发展将证明有助于增强欧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