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前沿市场经济体”是投资界最新的风潮。这些低收入国家——包括亚洲的孟加拉国和越南、拉丁美洲的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以及非洲的肯尼亚和加纳——金融市场规模虽小且欠发达,却正在迅速发展,并被认为将成为未来的新兴经济体。过去四年,流入前沿经济体的私人资本(相对于 GDP)几乎比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高出 50%。这究竟值得喝彩还是惋惜,已成为经济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罗夏墨迹测验”。
我们现在知道,自由资本流动的承诺并未兑现。总体而言,资本流入激增推动了接受国的消费,而非投资,加剧了经济波动,并使痛苦的金融危机更加频繁。全球金融市场非但没有发挥纪律约束作用,反而增加了债务的可获得性,从而削弱了挥霍无度的政府的预算约束,也使过度扩张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脆弱。
自由资本流动最有力的论据,仍是 近二十年前提出的那一套 :当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号官员、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的斯坦利·费希尔所提出的论点。费希尔虽认识到资本自由流动的危险,却认为解决办法不是维持资本管制,而是进行必要改革,以减轻这些风险。
费希尔提出这一论点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积极寻求将资本账户自由化写入其章程。但此后,世界目睹了亚洲、巴西、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以及后来欧洲和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值得肯定的是,基金组织此后放宽了对资本管制的立场。2010 年,基金组织发布一份说明,承认资本管制是用于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工具之一。
尽管如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主流观点仍认为,资本管制是最后手段——只有在常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都已用尽后才应采用。自由资本流动仍是最终目标,即便有些国家可能需要慢慢推进。
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首先,正如资本流动的倡导者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国家必须满足一长串先决条件,才能从金融全球化中受益。这些条件包括保护产权、有效执行合同、消除腐败、提高透明度和金融信息质量、健全公司治理、保持货币和财政稳定、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实行由市场决定的汇率、高质量的金融监管以及审慎监督。换言之,一项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政策,在发挥作用之前,要求这些国家先具备发达国家的制度。
更糟的是,这份清单不仅很长,而且没有尽头。发达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即便是最复杂的监管和监督体系,也远非万无一失。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能够确保资本流动安全的制度,不仅是本末倒置,也是一项徒劳之举。谨慎之举是采取更务实的做法,承认资本管制与其他监管和审慎工具一样,具有长期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不考虑金融脆弱性,资本流入也可能损害增长。资本流动的倡导者假定,贫穷经济体拥有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只因可投资资金短缺而未能利用。他们认为,只要让资本流入,投资和增长就会起飞。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制于投资需求不足,而非国内储蓄短缺。投资的社会回报可能很高,但由于外部性、高税收、制度不健全,或其他众多因素,私人回报却很低。
在投资需求低迷的经济体,资本流入推动的是消费,而非资本积累。资本流入还会推高汇率,进一步加剧投资短缺。可贸易行业的盈利能力——这些行业最可能遭遇收益难以占有的问题——会受到打击,投资需求也会进一步下降。在这些经济体,资本流入很可能会 阻碍增长 ,而不是促进增长。
这些担忧促使新兴经济体尝试各种资本管制。原则上,前沿市场经济体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学到很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奥利维耶·让纳在近期一场旨在促进此类经验交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 指出 ,近来流行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效果并不理想。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影响资本流动的数量或构成,而是因为影响相当有限。巴西、哥伦比亚、韩国等国已经认识到,针对债券或短期银行贷款等特定市场的有限管制,对汇率、货币政策自主性或国内金融稳定等关键结果影响不大。这意味着,要真正奏效,资本管制可能需要全面而不加区分,而不是精细且有针对性。
资本管制本身并非万能药,而且它们往往会造成比所解决问题更严重的问题,例如腐败,或延误必要改革。但政府行动的其他领域也莫不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次优”世界,政策行动几乎总是局部的(效果也只是部分的);而在一个领域善意推行的改革,在体系其他地方存在扭曲时,可能适得其反。
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何时何地都把资本管制视为最后手段,几乎没有道理;事实上,这只是将金融全球化奉为圭臬。世界需要逐案采取务实、清醒的态度,并认识到资本管制有时理应占据重要位置。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发布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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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罗德里克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