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贝莱德（BlackRoc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致信500位首席执行官 要求他们重新思考企业的使命感。他写道：“要实现长期繁荣，每家公司不仅要交出良好的财务业绩，还必须展示其如何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芬克认为，企业过度关注短期目标，损害了其长期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一些知名政界人士（包括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以及（在英国脱欧搅乱其政策议程之前）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都主张一种更具包容性、掠夺性更弱的资本主义形式。
但尽管有这些行动呼吁，情况几乎没有改变。金融业依然自我中心，其投资大多流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其他金融领域。企业也存在过度金融化的问题，在股票回购和股息上的支出超过了在人力资本、机器设备以及研发上的投入。股票回购狂热还在加剧，包括在 苹果等公司，其创新能力下滑与未能再投资不无关系。许多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和社会目标大加赞许，但真正将其置于运营核心的却寥寥无几。
将目标置于核心
芬克提出，企业应转而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股东、员工、客户以及其开展业务所在的社区。”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以利益相关方价值而非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芬克和其他商界名流似乎都不愿走上这条“斯堪的纳维亚”道路。
真正的变革意味着，要将目标置于企业、政府以及指导政策制定者的经济理论界定价值的核心位置。正如我在我的新书中指出，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将生产的客观条件——劳动分工、机器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置于其价值理论的核心。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值仅是交换的函数。只有有价格的东西才有价值，而“集体”努力被忽略，因为只有个体决策才重要。即便是工资，也被视为人们在闲暇与工作之间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的结果。
在新古典观点中，政府充其量只是对别处创造的价值进行再分配。此外，GDP并未计入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不过，它确实计入了这些服务的成本（例如教师薪资），因此公务员无法自称像前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2009年 臭名昭著地暗示其员工那样“富有生产力”。
抱负与使命
不足为奇的是，长期被指“挤压”企业的公职人员已内化了一种信念：他们只应纠正市场失灵。然而，那些把人送上月球、发明互联网的公共机构，所做的远不止纠正市场失灵。它们拥有抱负、目标和使命。
要切实践行目标，我们需要认识到价值是集体创造的，并在公共机构、私营机构与民间社会之间建立更具共生性的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创造何种价值、如何评估影响，以及如何分享收益。
保罗·波尔曼，联合利华即将卸任的首席执行官，一直正确地努力引导企业依照实质性目标创造价值，尤其是联合国的17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当然，仅靠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都无法实现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部169个具体指标。但政府可以利用这些目标推出需要众多公共、私营和民间社会组织投资与创新的倡议。我在一份报告中倡导了这一方法，该报告已成为欧盟委员会“地平线”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同样，评估自身社会影响的企业应摒弃模糊的目标，专注于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金融机构将不再依据企业或国家的类别来评估其贷款，而是依据有助于履行特定使命的活动来评估，例如清除海洋中的塑料，或建设更可持续的城市。同样，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转而更多依靠采购和奖励计划，以培育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创新。换言之，应减少“挑选赢家”，而更多地“挑选愿意参与者”。
最后，企业必须既分享创造价值的收益，也分担其风险。企业从公共投资中受益匪浅，不仅包括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还包括诸如为当今智能手机提供动力的那类技术。
因此，政府可以保留更多的上行收益，以弥补承担风险所可能带来的下行损失。例如，政府可以像对特斯拉那样持有企业股权（特斯拉获得的支持与失败的Solyndra公司大致相当），或获取非货币回报，方式是对商品价格设定条件（如药品）这类获得大量公共投资的商品，以及对知识治理设定条件（以确保专利制度不被滥用）。
同样，对企业利润再投资设定条件，将减少现金囤积和股票回购。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贝尔实验室成立之时，AT&T等垄断企业曾承受压力，必须将利润再投资。这种魄力如今已经丧失。
更有目标感的资本主义，所需的远不止书信、演讲和善意的姿态。企业、政府和民间社会必须勇敢地携手行动，确保其实际行动与口头承诺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