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ian Monck，担任 世界经济论坛传播与媒体关系董事总经理，撰文探讨为何惩罚他人并非明智的政治做法
意大利大选暴露出领导力危机。 Wolfgang Münchau 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的落败归咎于缺乏政治现实主义，而这实则是犬儒主义的委婉说法。 Paul Krugman 则认为责任不仅在于蒙蒂，还在于欧洲精英阶层，也就是所谓的“非常严肃的人”。
在欧洲，“非常严肃的人”甚至比在美国更甚，他们生活在一个对自身严肃性沾沾自喜的泡沫之中，并想象普通大众会追随他们的引领——嘿，这可是唯一负责任的做法。
作为一个汇聚领导人才的组织的成员（而这一活动正招致克鲁格曼先生的指责），我或许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当今世界面临领导力挑战，而这一挑战就是我们自身。教育的普及，以及我们摆脱祖辈所面临种种需求的特权，使我们作为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但作为个体，我们也变得孤立。
如同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笔下的神圣君王，我们希望拥有可以牺牲或替罪的领导者。民主的一大特殊仁慈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无需借助断头台来罢免他们。但“履行职务”的任务依然超出投票箱的范围。我们想要推卸的责任，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集体履责的渠道众多：我们的雇主、我们购买商品的企业、我们行使的选举权，以及我们缴纳的税款。
我们是否在沉默中默许？我们是否购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是否投票表达自身利益？我们是否尽可能少缴税？是的。但我们告诉自己，这些都是私人过失，它们的集体总和并非我们的责任。
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并非我们个人作为与不作为的总和。它是一个那些拥有更多地位、金钱或权力的人应当担责的地方。别以为那些被我们指责的人，不会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其上方或其小圈子之外还有应担责的人。
尽管医学知识不断进步，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将疾病归咎于巫术。尽管现代经济学具有解释力，仍有人想要寻找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来“烧死”，哪怕目前只是比喻意义上的。
这位是 Beppe Grillo，意大利大选中出人意料的反政治成功者：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代际战争……最让我感到恶心的，是那数百万在危机中勉强维持的人，他们只是受到危机的轻微影响，设法勉强度日，却以牺牲另外那数百万已无法再撑下去的人为代价。意大利的问题就在于这群人。只要这些人的薪水和养老金不受威胁，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就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局面撑不了多久。这种状况绝对撑不了多久。
无论我们多么容易落入自身认知偏差的陷阱，惩罚他人都不是良好的政治，而且它也永远不会是良好的经济。
图片：喜剧演员、五星运动领袖Beppe Grillo在都灵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 REUTERS/Giorgio Perotti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