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过去、现在与未来

贫困: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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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随着2015年秋季通过的新全球目标(联合国,2015年),贫困问题已位居全球议程首位。在新书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Policy中,我回顾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中关于贫困的过去与当前的讨论。1

本书力求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综合梳理经济学思想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研究:

  • 贫困如何测度?

  • 贫困规模有多大?

  • 贫困为何存在?

  • 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贫困?

本书中关于未来贫困问题的思想与行动所面临挑战的主要启示包括:

思维的转变

在回顾贫困思想史时,我惊讶地发现,过去200年间主流观点发生了多大变化。文献与政策辩论中出现了一种转变,即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贫困观之间的转换。早期,几乎没有理由认为穷人有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人;贫困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一些杰出的思想家甚至主张,贫困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了贫困,谁来耕种土地、在工厂劳作、充实军队?避免饥饿,是促使人们工作的必要激励。

150915-极端贫困

这种思维仍为政策保留了一定空间,即提供一定程度的冲击保护,有助于危机之后维护社会稳定。反贫困政策的保护动机,在西方与东方思想中都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尽管精英阶层大体理解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但其支持在常态时期往往减弱,而在新的危机中又常常需要重新建立。然而,大规模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除了应对冲击的短期权宜措施外,几乎或完全没有公共努力可以永久性减少贫困的空间。促进型反贫困政策对当权者而言几乎没有意义。

在第二种现代观点中,贫困不仅被视为可以通过公共行动避免的社会弊病,而且这样做被认为与强劲的经济增长完全一致。事实上,恰当的反贫困政策有望通过消除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面临的物质约束,从而促进增长。贫困不再被视为某种不可避免甚至天然的状态,而是可以并且应当被消除的问题。

国家逐渐被赋予重要角色,以帮助确保所有个人都能获得其个人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这可以说是公平的最重要要求,也是摆脱贫困陷阱的关键。反贫困政策被视为兼具促进与保护两方面的事务。随着实际工资上涨,贫困人口的储蓄(进而)随之增加,公共教育体系、健全的卫生体系以及运转较为良好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下一代彻底摆脱贫困的关键要素。

这一思维转变伴随着诸多斗争。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加入社区或宗教团体、劳工运动、民权运动或各类政治联盟,游说政府采取行动,以多维度应对长期贫困。对其努力的抵制往往十分强烈,几个世纪以来,大量勇敢的人在这些斗争中牺牲了自由,甚至生命。

成功的促进型政策需要时间演进,并且总是受到政治的影响。然而,在成功的国家中,最终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有助于确保持续且(随着时间推移)更为快速地摆脱绝对贫困。部分反贫困政策的成功,往往促进了争取更广泛覆盖面及推行新举措的成功。

在某些时期进展缓慢,该循环有时也会中断,出现诸多挫折。贫困领域的思想与行动史充分说明了已取得进展的脆弱性。每一次重大进步之后,思想与政策制定上都出现了反弹。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一点:穷人被归咎于自身的贫困,甚至被定为犯罪。但是,在我们努力支持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时,承认已取得的进展非常重要。

反贫困进展

新千年之初,全球仍有大约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以最贫穷国家通常所指“贫困”的标准衡量)。尽管数据远非理想,但据目前能够确定的情况,200年前全球同样约有十亿人生活在这种贫困之中。不同之处在于,当时他们约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而今天则占五分之一。

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世界的极端贫困率以每年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是过去200年全球整体长期年均速度的三倍多。如果这一进展能够保持,那么发展中世界消除至少最极端形式的绝对贫困所需的时间,将远短于今日富裕世界当年所用的时间。然而,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发展中世界这一新的反贫困进展速度会自动持续下去。这需要良好的政策,也需要一定的好运。

消除极端贫困面临的挑战

未来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低情景,即“悲观”轨迹,意味着发展中世界(不含中国)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对缓慢的进展。在这条路径上,要使十亿人脱离贫困,还需要5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无疑会被视为表现不佳。相比之下,“乐观路径”是保持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世界整体较高的增长率,且整体不平等没有上升。如果能够实现,我们就可以较有把握地预计,大约在2030年前后使这十亿人摆脱极端贫困(Ravallion 2013)。

要确保走上第二条路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可识别的威胁中,不平等是当今的一大关切。不平等加剧可能意味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穷人。这一情况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富裕国家已经发生。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参差不齐。在增长中的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下降与上升的次数大致相当,尽管绝对贫困指标往往随增长而下降。高不平等国家减贫的难度更大,因为它们通常需要比低不平等国家更高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相同的反贫困进展速度,而其较高的不平等往往使这种增长更难实现。

在考虑政策影响时,有必要拆解不平等——识别与反贫困进展最相关的具体维度。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不平等尤为突出。在许多农村经济体中,获得土地的不平等(包括土地权利的不稳定)仍然阻碍着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性别不平等随处可见,而且并不仅限于对物质资源的支配。

更有利于穷人的政策需要更优质的公共机构和服务,并且能够照顾到穷人的需求。在有必要的政治意愿下,改善贫困地区的卫生和教育服务,并使法律体系更具包容性,仍有大量工作可以完成。这些都是各地反贫困政策的高度优先事项。尽管“艰巨任务”仍可能主要依靠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进程来完成,但再分配以及根据冲击状况而定的转移支付提供的保险,也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理想情况下主要通过国内税收筹资。这一作用不太可能是暂时的;所有国家都需要永久性的社会安全网。在考虑(众多)选项时,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应更加开放地接受范围较宽、基本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区别于精细定向的有条件转移支付)。改善贫困国家的税收制度,以扩大国内反贫困政策的收入来源,也必须成为高度优先事项。

对外发展援助应继续发挥作用。这本身在伦理上具有说服力,同时也可视为对富裕国家加诸贫穷国家的成本的补偿(例如过去对温室气体存量的贡献,以及殖民剥削和贸易限制的历史不公)。援助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是紧急援助,即用于应对危机的短期援助。道德风险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但富裕国家应当被呼吁帮助贫穷国家应对农业气候冲击及其他冲击。其次,发展援助应有助于为长期可持续减贫创造条件,包括机构发展以及建设更好的公共行政体系(例如用于国内资源动员)。

然而必须承认,发展援助的记录参差不齐,并且并非总是充分考虑到我们对贫困经济学的认识。例如,援助捐助方普遍认为,有必要激励更好的政策,即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奖励良好努力、惩罚不良表现。这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策略,很可能会把脆弱国家推入“制度不良陷阱”(Ravallion 2016,第9章)。

市场失灵是不平等对减贫进展构成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信贷市场失灵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政策应对包括两方面:一是努力使市场和机构更好地服务穷人,二是通过包括再分配在内的其他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不平等还可能削弱推动此类政策落实的能力。那些凭借自身能力抓住新机遇而受益的人,往往会抵制旨在确保更广泛获得这些机遇的改革,况且穷人自身目前几乎没有能力补偿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中的非穷人受损者。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世纪的英国工业家游说反对义务教育和禁止童工的法律,并使这些改革在很长时期内被搁置。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工业家游说实行贸易保护,这削弱了通过吸纳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来减贫的空间。两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有权势地主,实际上削弱了土地改革及其他再分配政策的潜力。在许多国家,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内部人(无论在市场哪一方)实际上限制了外来者的竞争。

“不平等”并非单一概念,而是有多种形式,不同的人对其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一事实引发了诸多争论,不过,有时这看起来更像是两条夜半擦肩而过的船,彼此既看不见,也不理解对方的视角。人们对不平等认知的差异,也可能使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停滞不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些人(可以理解地)对绝对不平等上升所产生的反应。曾经广为接受的发展“典型事实”认为,较高的相对不平等是增长并(进而)减贫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新的理论与证据已推翻了这一看法。增长中的贫穷经济体能够并且已经避免了相对不平等的上升,但要避免绝对不平等上升(即富人与穷人之间绝对差距的扩大)将困难得多。许多公民以绝对而非相对的方式看待不平等。他们这样看是有道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持的(相对)不平等概念,源于一条无须被接受的公理,并且(事实上)似乎被许多人所拒绝。那些将不平等视为绝对之物、并独立于贫困来看待它的人,会看到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权衡取舍。缓解对绝对不平等上升的担忧,几乎肯定会减缓减贫的进展。

城市贫困是另一项挑战。贫困的城市化,即城市地区的贫困率下降速度慢于农村地区,在几乎任何成功减贫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可以预料的。城市经济创造了新的机遇,农村地区的穷人常常追寻这些机遇以改善生活。扭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很容易造成过度城市化,缺乏有效的公共措施来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也会如此;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地(无论是否明示)对农村经济征税,以支持城市经济。消除税收和公共支出中长期存在的政策偏向,仍是促进有利于穷人增长的高度优先事项。同样错误的是对移民的限制,以及那些对包括农村移民在内的城市贫困居民服务供给不足的城市政策。穷人往往成为政策的受害者而身陷困境,这些政策一方面压制农业,另一方面又使农村移民的生活举步维艰。发展政策制定需要在这两个经济活动部门之间保持更多中立。这很可能仍会导致贫困的城市化,但只要整体贫困在下降,就不应成为令人担忧的原因。

要确保我们能够走上乐观路径,减贫努力的可持续性带来了另一系列挑战。我们不希望在达到减贫目标后,又在随后几年倒退。令人鼓舞的是,研究表明,在给定平均消费水平下,较低的初始绝对贫困水平,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生活水平在随后实现更高的增长率,并有助于确保经济增长本身具有减贫作用(Ravallion 2012)。因此,可以预期会出现一个“良性循环”,有助于确保减贫成果的可持续性。

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率下降的另一面,是相对贫困率的上升。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绝对贫困率下降,但随着时间推移,相对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相对贫困依然是贫困。对相对剥夺和社会融入成本的福利关切要求,随着平均收入增长,贫困线应相应提高(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使其保持为平均收入的固定比例没有什么意义)。但相对贫困方面的进展将更为缓慢。即使是乐观路径,仍将留下另外约十亿人生活在高于最贫困国家典型节俭贫困线的水平之上,但按其所在国家的标准仍然属于贫困人口。这类贫困同样可以消除,但几乎肯定需要比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所见的更为强有力的再分配努力。

政策方案是现成的。未来更大的挑战在于,确保有政治意愿和行政能力来实施和执行合理的反贫困政策,并使其适应不同的情况以及关于其有效性不断演进的认识。

参考文献

Ravallion, M. (2012), “Why Don’t we See Poverty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1): 504-523.

Ravallion, M. (2013),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Lift One B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8(2): 139-158.

Ravallion, M. (2016),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Policy,纽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联合国(2015),“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9月25日通过的决议。

尾注

1 另请参阅网站 economicsandpoverty.com,该网站为使用本书进行经济学教学的人员提供配套工具、额外材料、其他相关研究的链接以及讨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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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丁·拉瓦利翁(Martin Ravallion)现任乔治城大学首任埃德蒙·D·维拉尼经济学讲席教授,此前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任。

图片:一名来自劳工家庭的印度男孩准备吃饭。REUTERS/Desmond Boy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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