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欧洲各地的政党体系日益碎片化，选举波动性也有所上升。整个欧洲议会中的政党数量不断增加，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政党支持基础则大幅萎缩，迫使各党组成往往充满矛盾且不稳定的联合政府。
从英国到德国，政界人士和评论员常常以近乎末日论的措辞谈论这类情形，并将其与政治动荡和政策瘫痪联系起来。
他们不该如此。相反，他们应当把精力放在让这些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市场运转起来。
荷兰常被视为这一进程的典型例子，因此这种现象有时也被称为“荷兰化”。荷兰高度比例代表制的政治体系为新政党和特定利益团体赢得议会席位创造了机会，其中包括动物权利政党，以及专门维护老年人利益的政党。
与此同时，选举波动性也有所上升。20世纪70年代，荷兰议会中每次选举改换政党的席位不到15%；而在2017年的最近一次选举中，这一比例略高于四分之一。该体系也为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较早崛起创造了空间，尽管它并非这些政党崛起的原因。
尽管联合政府政治经常困难重重，荷兰仍是世界上治理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碎片化简史
考察议会中政党的有效数量，可以用按政党规模校正后的政党数量，来衡量碎片化程度。在荷兰，这一数字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4个稳步上升，到2017年选举后超过8个。
长期以来以稳定著称的德国政治，正苦于战后时期主导其政坛的政党支持率下降
就连民粹主义极右翼选票也出现了分化，有两个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争夺同一批选民。在其他国家，这一现象出现得较晚。西班牙在金融危机前事实上一直实行两党制。由于民众对两个主流政党都感到不满，左右两翼的挑战者政党均获得了大量支持，使得组建稳定联合政府更加困难。近年来，意大利的政治碎片化略有下降，但这是从较高水平回落的；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政治格局崩解时，碎片化程度曾急剧上升。
长期以来以稳定著称的德国政治，正苦于战后时期主导其政坛的政党支持率下降。基民盟和社民党在2017年选举中勉强共同赢得多数，得票率为53.4%，而30年前两党合计得票率为81.3%。最新民调显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两党合计得票率恐怕只有40%。
欧洲议会也呈现类似趋势。1999年选举中，欧洲议会最大的两个党团——基民盟和社民党——合计赢得66%的选票；而在2019年，两党团合计甚至未能获得多数，得票率仅为39.5%。
民主并未陷入危机
如果选举波动和政治碎片化确实构成某种民主危机，我们理应看到选民对本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感到不满。但总体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
荷兰化进程展开的同时，荷兰民众对本国民主制度的满意度也在上升。在其他政治高度碎片化的欧洲国家，也能看到类似趋势；这些国家往往实行高度比例代表制。根据最新的欧洲晴雨表数据，尽管少数派政府经常执政，丹麦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仍超过90%，瑞典则为80%。
相比之下，英国为52%，法国为53%；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两国的选举制度避免了比例代表制国家据称饱受困扰的那种碎片化。
民主满意度似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经济状况，尤其是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尽管如此，数据表明，即使我们不能断言荷兰化必然会提高人们对民主的满意度，它显然也没有伴随民众对制度的信心下降。
竞争性政治市场
应当把荷兰化视为政治市场竞争加剧的伴随现象。与战后几十年相比，如今的选民更加自主、更有主见，也更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愿意多方比较和选择，而非仅仅依据社会经济阶层或宗教等其他分界线投票。因此形成的碎片化议会，能够更好地代表欧洲社会中的不同群体。
这让欧洲政党和政界人士的处境更艰难，因为他们必须应对规模庞大的联合政府，或少数派政府执政期间不断变化的联合关系；但与此同时，选民也获得了更多选择，民主得以焕发新生。如果处理得当，政治也能更及时地回应民意变化。
在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中，竞争性政治市场中的这种民主式创造性破坏值得庆贺。正如企业更愿意在寡头垄断市场经营，政党也更喜欢政治竞争有限所带来的稳定。然而，渴望这种稳定，几乎就等于把稳定置于充分代表民意之上。
担忧荷兰化，可能会把传统主流政党的危机与民主危机混为一谈。对一些国家而言，尤其是荷兰和丹麦这类长期奉行共识政治并擅长组建联合政府的国家，适应起来更容易。但这不应成为不去努力改善政治运作的借口；其他国家也被迫经历了调整过程，而且可以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欧洲各国政治领导人和政党不应把精力耗费在徒劳地试图回到过去，或寄望于这一切会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发生；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如何应对荷兰化这一新现实。
不要害怕政治碎片化，佩皮恩·贝格森，查塔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