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风险报告》的重要发现之一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如今已跻身全球风险根本驱动因素的前三位。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都充分揭示了世界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然而，鉴于2016年全球政治局势尤为紧张，当前的风险尤为重大。选举的胜负正取决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挫败感，以及对政客和政治机构信任的不断下降。公众对政治进程的不满日益加深，可能会损害世界各国的国家层面决策，并阻碍全球层面的合作。
近期事态发展并不令人意外
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英国筹备脱离欧盟的背景下，今年《全球风险报告》的发现引起了尤为强烈的共鸣。但这些发现并未偏离我们在以往各版报告中的论述。《全球风险报告》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一系列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脆弱性。
例如，2007年和2008年的报告排名显示，发达经济体的逆全球化与影响最大的风险并列；2011年，报告聚焦于“经济差距和全球治理失灵”；2014年，报告指出“社会关切包括社会结构瓦解、对机构信任下降、领导力缺失以及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2015年，报告指出“社会脆弱性日益令人担忧”，并提醒不要过度乐观地看待经济，指出这种乐观可能“反映了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因为历史表明，人们……常常会被相同的风险打个措手不及”；去年，报告聚焦于“（失去）赋权的公民”这一悖论。
回顾全球风险的演变
每年，我们都会评估30项独立的全球风险，以及13项根本趋势或驱动因素。这些风险分为五类：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如果我们观察下图中按感知影响和可能性排名的前五大风险的演变，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模式：经济风险起初占据主导地位，随后重要性逐渐下降，其他风险类别——尤其是环境风险——则逐渐凸显。
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是2012年，这是世界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当时，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欧元崩溃。德拉吉先生的这番话常被视为全球危机急性阶段结束的标志，但绝不应被看作经济风险时代就此终结。即便近年经济风险已不再出现在前五大风险榜单中，它们仍是全球风险格局中相互关联和溢出效应的关键组成部分。
溢出风险日益上升
以过去两年为例，这两年的图表中合计只有一项蓝色的经济风险。这是否意味着经济风险在过去两年无关紧要？绝对不是。两年中，不平等都被列为全球风险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两年中，相互关联的风险里最重要的一组也都是失业和社会不稳定。
经济因素仍贯穿全球风险格局，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它们对政治进程的滞后影响。因此，我们在今年的报告中首先讨论的事项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多行动：促进增长，同时改革市场资本主义，以帮助弥合许多社会中日益显著的裂痕。
人们很容易把《全球风险报告》的每一版孤立看待，关注哪些单项风险排名上升或下降。这是报告分析的重要部分，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梳理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模式如何逐年变化。只有正视全球风险格局中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性，我们才能增强世界的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