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前的这个月，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波拿巴被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联军击败，重塑了欧洲的未来。如今，英国或许又将再次发挥这样的作用。
新一届保守党多数政府承诺将在2017年底前、甚至可能明年，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英国并非人们常常描绘的那种异类。事实上，它正处于欧盟制度性衰退的前沿。即使英国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也将继续稳步远离欧洲。鉴于其他地方有更具吸引力的商业机会，大多数欧洲国家 也会步其后尘。
对欧盟而言，满足英国的要求——限制移民劳工福利、限制可能损害伦敦金融城的金融监管，并放弃“日益紧密的联盟”这一目标——将需要根本性变革，其中包括对支撑欧洲机构的条约作出完全不可行的修改。因此，讨论转向了赋予英国特殊地位，或允许其退出更多欧盟规定的可能性。
但是，鉴于人们对一体化益处的疑虑日益加深，即使这一解决方案也可能导致欧盟瓦解。英国远离欧盟之举强调欧洲已不再带来经济红利，这将推动其他地方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变革呼声。简而言之，关于“英国脱欧”的讨论暴露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裂痕，而且已经没有回头路。
罗伯特·佩斯顿在其2005年出版的、关于时任财政大臣 戈登·布朗的传记中，描述了布朗的“务实看法：欧盟只有在为英国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实际利益时才是好事”。尽管英国人尤其坦率地表明，他们支持欧洲一体化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样顾念本国利益。
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国家利益彼此一致。尽管如此，通过组建共同军队实现政治统一的努力于1954年失败，这凸显出经济上的共同点才是欧洲一体化的关键。事实上，1957年的 《罗马条约》开放了新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国界，使欧洲内部贸易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共同的经济复苏。这些商业关系带来的物质收益增进了欧洲人之间的共情，推动人们更加支持并信任共同机构。
英国于1973年加入共同体，这一进程在英国起步较晚；但英国也循着类似轨迹发展，公民因经济收益而支持进一步一体化。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倡导1986年的 《单一欧洲法令》，意在最大限度地获取这些收益。本着《罗马条约》的精神，她确保该法令着重建设开放且有竞争力的共同市场，使所有成员都能在平等条件下参与。
相比之下，她的德国同行、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常被视为那一代最杰出的欧洲事业支持者之一——对《单一欧洲法令》仅给予了不冷不热的支持。他更愿意帮助引领欧洲走向货币和政治联盟，而当时欧洲经济刚刚开始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结果便是1991年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欧洲一体化由此 急剧提速。但条约的设计者忙于内部权力博弈，以至于未能认识到，货币联盟无法阻止欧洲衰退，尤其是在美国生产率快速增长、亚洲经济崛起刚刚开始之际。战后欧洲的复苏早已完成，一体化的逻辑理应重新审视。遗憾的是，这并未发生。
因此，欧洲内部贸易和对欧洲机构的支持在此前二十年大幅增长后，几乎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墨迹未干时便开始下降。2008年开始的欧元区长期危机加剧了这一趋势，成员国至今仍在努力恢复经济和金融稳定，而且在GDP增长方面很可能继续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任何制度框架若不服务于其所代表群体的物质利益，就无法长久存续。19世纪，突尼斯手工业行会未能适应工业化，因而变得无关紧要； 阿敏（即行会大师）则沦为名存实亡机构中的傀儡。如今，欧洲机构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英国不受欧元束缚，又得益于与欧洲以外地区长期存在的商业关系，因此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可以抵制欧盟机构。这种做法或许是为自身谋利，但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随着欧洲各地企业都在寻求海外市场，英国的做法很可能预示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类似发展。
在二战阴影下推进欧洲一体化，是一项明智而伟大的成就。但如今这项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欧洲机构需要新的存在理由。欧盟不像其他联邦那样拥有共同的政治命运，因此这一理由必须以物质利益为核心。
欧盟必须回归其成功的根本驱动力，推进焕新的单一市场议程，使之体现《罗马条约》的宗旨。遗憾的是，如今欧洲分歧严重，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并不乐观，沿着这些方向提出的新举措正面临 “日益增长的政治阻力”。
如果欧洲人只是一味援引“日益紧密的联盟”这一崇高口号，其机构就会日渐衰败。若没有新的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物质收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治下俄罗斯再度崛起的恐惧之上——欧洲的 阿敏 很快就会失业。
本文由 Vox EU合作发布。本文刊发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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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肖卡·莫迪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也是布鲁盖尔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
图片：伦敦一扇窗户上映照着街景，窗上可见欧盟旗帜。路透社／卢克·麦格雷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