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革命是否会成为反腐败斗争的变革性力量?

A Panamanian flag flies in the wind near a statue of Maltese pre-independence social reformer Manwel Dimech during a demonstration calling on Maltese Prime Minister Joseph Muscat to resign after two members of his government were named in the Panama Papers leak scandal, outside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 Valletta, Malta, April 10, 2016. REUTERS/Darrin Zammit Lupi MALTA OUT. NO COMMERCIAL OR EDITORIAL SALES IN MALTA - RTX29C6I
Events in Panama and Brazil could mark a new era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Image: REUTERS/Darrin Zammit L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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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在改变反腐败斗争。巴拿马和巴西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

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揭露了离岸公司、信托和基金会在避税天堂进行的不透明交易,这些实体被用来隐藏全球精英的财富。数据分析初创公司帮助调查记者梳理了超过1150万份文件,从中理清线索。

其后果十分严重:文件公布后的几天内,全球数十名高级官员便陷入麻烦。数据来源是巴拿马律师事务所莫萨克·冯赛卡内部的一次泄密。

仅仅几个月后,也就是2016年8月,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遭到弹劾。尽管该国卷入了一桩与国有石油公司有关的腐败丑闻,但弹劾她的法律理由只是一个狭义的技术问题。实质上,她被认定利用会计手段掩盖公共财政的真实状况。

这些违规行为最初由一家公民社会组织发现,公开账目该组织审查了依据巴西信息公开法公布、并通过主要透明度门户网站披露的预算数据。公开账目组织向审计法院通报了这些违规行为;法院随即展开调查,政治进程也由此推进。在这个案例中,所用信息是公开可查的政府数据。

示威者在圣保罗参加抗议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集会Image: 路透社/Paulo Whitaker

无论是大数据还是开放数据,确实都在改变反腐败格局,但这些事件是否堪称变革性时刻?

首先说“大”:大数据具有容量大(数据集规模庞大)、速度快(数据频繁生成)和多样性(数据来源与格式多样)等特征。但人们常常担心数据的真实性,也就是准确性。数据数量十分庞大——我们的行动、互动和交易每天产生250京字节数据。数字革命推动政府不断为这批数据添砖加瓦,涵盖政府运作机制和公共服务质量。分析人员利用复杂算法处理其中的部分数据集,可以识别模式并预测行为。

再说“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推出信息自由法和网络门户,赋予公民申请和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然而,颁布数据透明法往往需要有改革意愿的政府拿出勇气,而执行这些法律也颇具挑战,因为信息就是力量。

自2011年以来,已有70个国家加入全球开放政府伙伴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方便公众使用的开放数据工具,例如纽约的Checkbook NYC 2.0,用于公开城市预算,以及哥伦比亚的Maparegalías,用于公开采矿特许权使用费。但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数据仍然受到隐瞒:根据全球开放数据指数,政府数据集中以开放格式提供的不足10%。公共采购数据尤其不透明,因为这一领域特别容易发生腐败:在开放合同伙伴关系调查的120个国家中,提供及时、高质量招标和授标数据的不足10%。

如果数据是开放的,尤其是大数据,就可以通过分析来揭露、预防和遏制腐败。数据科学家正与反腐败行动携手,开发技术先进的应用程序,并运用强大的反腐败分析工具。

在印度,应用程序我行贿了允许公民举报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遭遇的贿赂和欺诈。该平台有助于应对其创始人斯瓦蒂·拉曼纳坦所说的“零售式腐败”:基层官僚的小额受贿对最贫困者伤害最大。

然而,这些只是举报机制,并不能提供补救。在巴西,公共支出观察站追踪政府透明度门户公开的近5万亿美元支出。该观察站通过分析揭露了该国最大社会福利计划“家庭补助金”中的欺诈行为:将受益人名单与联邦车辆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发现数千名不符合资格的领取者。

在格鲁吉亚,透明国际推出了一个开源公共合同门户网站。该网站从政府电子采购网站提取数据,可用于调查非竞争性合同和其他可疑交易。同样,在哥伦比亚,总统府透明度秘书处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允许公民举报白象工程,即未完工或超额计费的公共工程。截至2015年底,该应用已发现83个此类“白象工程”,总价值近5亿美元,并促使执法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尽管前景广阔,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并非反腐败的万能良方。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若要充分利用数据打击腐败,需要考虑四个关键因素:

  • 要获得有见地的结论,反腐败分析需要优质数据和分析能力。分析必须能够依靠优质数据——从官方统计到行政登记记录皆是如此——否则就会“垃圾进,垃圾出”。这凸显了国家统计机构的关键作用。有效分析还需要强大的内部分析能力。数据科学家需求旺盛,公共部门却很难吸引他们。多个国家和城市正在设立实验室,以吸引数据爱好者、运用数据并推动创新。

  • 要产生影响,反腐败分析必须融入一国的廉正体系。它必须与投诉机制和反腐败机构相连,才能推动起诉并采取纠正措施,从源头预防腐败。数据分析还必须纳入政策周期,才能发挥实际作用——由此向数据提出正确的问题,将分析结果反馈到政策制定中,并推动反腐败改革。分析虽然能增强政府的监督和洞察能力,却无法取代资深政策制定者的直觉和远见。

  • 反腐败分析本身必须透明。任何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工具都有被少数人把持的风险,大数据也不例外。我们必须让算法承担责任。此外,必须特别留意数据缺口,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地区作出决策时,以免加剧不平等。

  • 企业数据——透明领域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前沿——也必须开放。巴拿马文件背后的举报者约翰·多伊表示,数据革命“才刚刚开始”。它正在改变“腐败博弈”,减少政府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因为这些问题往往会催生违法行为。巴拿马文件让人们窥见企业界隐藏着多少秘密,以及这种不透明会造成多大危害。举报者。Open CorporatesOpen Corporates和Open Oil等项目正试图揭开一些真相,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论坛的反腐败伙伴关系倡议:构建信任与廉正的基础平台可以作出重要贡献,推动创新、数字化和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以降低风险、提升透明度,并促进政府与企业关系变革。

本文的一个版本曾刊登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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