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纳伦德拉·莫迪发表了他的 首次独立日演讲 作为印度总理。尽管他延续了从德里历史悠久的红堡城墙向全国发表讲话的传统，但这次演讲打破了常规。莫迪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即兴演讲了一小时，勾勒出印度清晰的愿景，其中包括一种与印度过去彻底决裂的经济模式。
自1991年以来，印度的政策框架一直在缓慢调整，逐步摆脱其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构想。然而，出于政治考量，这些改革总是以几乎带有歉意的方式加以论证。事实上，许多尼赫鲁时代的机构至今依然存在，甚至仍在蓬勃发展。
莫迪一举宣布废除其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其权力颇大的 规划委员会。该机构长期照搬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并始终处于集中式资源配置过程的核心。其继任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可能更多地扮演智库角色，提供思路并确保政策连贯性，但将不再拥有资源配置的权力。
莫迪还主张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鼓励国内企业家生产出口商品，并吸引全球顶尖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印度。这一举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印度的经济和出口以服务业为主导。服务业相对于整体产出稳步增长，目前约占GDP的60%。相比之下， 工业部门在GDP中的占比 在过去三十年间基本保持不变，约为26%（其中 制造业 所占比重更小，为GDP的14.9%）。
若将莫迪强调出口主导型制造业的主张，置于其政府重点推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涵盖发电至铁路等领域）的背景下审视，便可清楚看出：其增长模式以工业领域大规模投入劳动力和资本为特征，与东亚国家的发展战略颇为相似。这也与他频繁提及需要建设新城市的观点相契合，因为城市化正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体现。
考虑到印度的人口结构，向“东亚式”增长模式的转变不足为奇。印度每年需要为一千万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创造就业岗位。同时，还需吸纳数以百万计希望脱离农业的劳动者，而农业目前仍雇用着一半的劳动力。虽然 服务业 在过去曾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事实证明其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仅雇用了27%的劳动者，远低于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比之下，建筑业和制造业被普遍视为能够为大规模半技能劳动力提供更多机会的领域，这一看法十分合理。
当然，莫迪的道路上也存在诸多障碍。印度的税收和监管体系普遍被视为不利于企业经营；但莫迪在政府任职期间的执政记录表明，他对这一问题十分敏感，并有能力做出重大改进。
莫迪面临的更大挑战将是为其增长模式提供资金。东亚模式的成功，取决于投资率的大幅提升。从日本开始，每一个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阶段都将投资率维持在GDP的38%至40%之间。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接近GDP的一半。相比之下，印度的 固定资产投资率近年来有所下降，目前约为GDP的30%。
外国资本可以在支持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作用，但国际经验表明，国内储蓄是维持高投资率的关键。要动员这些储蓄，就需要审慎思考如何在不引发未来危机的前提下，将国内金融体系扩大一个数量级。
另一个主要问题将是，随着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被卷入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其大规模迁移所带来的挑战。印度不具备中国那样的社会政治管控手段，例如用于管理人口大规模流动的 户籍 居住许可制度。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或许规模过小，难以作为有益的先例。莫迪或许希望通过其 建设100个“智慧城市” 的计划来提前应对这一问题，但该计划的具体实施方式目前尚不明确。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和风险，莫迪自尼赫鲁以来首次清晰阐明了明确的经济愿景。与过去二十年那种带有歉意的改革不同，印度民众已获得一个充满信心的新起点的承诺。如今，关键在于落实。
合作发表。作者：Sanjeev Sanyal是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also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图片：2014年2月24日，印度拉贾斯坦邦塔普卡拉，一家汽车公司的制造工厂内，员工在装配线上工作。REUTERS/Anindito Mukherj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