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已开始展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南海，中国在微小的南沙群岛上建造了一系列准军事基地，并部署军舰加以防卫。与此同时，中国支持成立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一国际机构可能在亚洲与世界银行形成竞争——并说服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加入，尽管美国对此公开表示反对。
一些美国官员似乎已将中国的武力恫吓与其经济和外交举措（如 AIIB）混为一谈，这并不难理解。不过，尽管中国的崛起确实值得谨慎应对，但处处抵制中国并不明智；有时，维持现状才是更好的选择。
尽管中国的军事行动与经济行动彼此交织，但这种关联也为后者提供了缓和前者的机会。事实上，更灵活的美国政策应寻求让中国政策的这两个方面相互牵制。
然而，美国曾试图阻碍中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崛起。2010年，早在 AIIB 问世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同意赋予中国及其他快速增长国家更多财务责任，并让它们在重要决策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中国的 IMF“份额”是在其经济规模小得多时确定的，因此只赋予中国4%的投票权和财务责任；但如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已是当时的四倍。
拟议的 IMF改革旨在反映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分量，其设计方式本可赋予中国更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求中国为世界各地的发展项目投入更多资金。美国仍将持有足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投票份额。
然而，尽管这些改革获得了压倒性支持（包括美国外交官的支持），却因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而一直未能实施。此后，中国经济规模几乎翻了一番，使已达成的改革方案变得过时。
如果国会的强硬阻挠意在防止中国获得经济影响力，那么结果似乎适得其反。中国随后推动建立 AIIB，想必正是对这一僵局的回应。
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带来的外交分量，是无法凭愿望抹去的事实。冷战期间，遏制战略对美国及其盟友行之有效；但在今天，如果缺乏灵活性和战略常识，就不能照搬这一战略。
美国政策的批评者指出，即使美国挫败了建立 AIIB 的努力，中国仍会以某种方式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彰显影响力。他们认为，通过一个 新成立的国际组织来引导这种影响力，更有可能抑制赤裸裸的扩张企图。（此外，尽管美国反对，欧洲盟友预计仍会加入 AIIB，只为能以内部成员身份竞标该行项目合同。一个大国不会反对那些显然将违抗自己的盟友。）
因此，问题不在于能否让中国保持弱小、受到制约，而在于这个新近富裕起来的国家将通过哪些渠道施展影响力。AIIB 这样的经济手段是一种可能；军事对抗则是另一种。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奉行“和平崛起”；相比之下，现任领导层似乎不再认为有必要如此保持克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愿意在南海挑战他国船只——包括2013年挑战一艘美国海军巡洋舰——这表明不能排除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尽管中国目前缺乏在太平洋与美国对抗的海军资源，但这种情况未必会永远持续。与此同时，该地区的美国盟友若没有美国协助，也缺乏与中国军方对峙的军事手段。
诚然，成立 AIIB 并在整个地区支持发展项目，将增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进而可能扩大其军事影响力。金钱仍能买来权力，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可能附带条件。但与其试图阻止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美国更应把精力和资源用于遏制中国的军事野心。
当然，经济交往并不能保证关系和平。如果贸易和金融联系总能阻止战争，那么20世纪的血腥程度会低得多，俄罗斯如今的行为也会好得多。但这些联系确实能提高和平的可能性。只要中国仍将力量投入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反对它就是愚蠢之举。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国际关系破裂时它所蒙受的损失就越大。与其让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如同俄罗斯领导人似乎已经得出的结论——认为军事对抗是赢得国际尊重的最佳途径，不如让他们相信，经济交往才是对外彰显影响力、同时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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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Roe 是哈佛法学院教授。
图片：行人走在红灯笼下。路透社/Al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