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意大利的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1998至2013年间，每工时实际GDP仅增长3.5%，而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7.5%。因此，意大利与多个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出现了生产率差距（图1）。在GDP较危机前水平低9%、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132%的背景下，解决生产率问题对意大利至关重要。
图1. 意大利：总体生产率的演变
注：劳动生产率以每工时GDP衡量。
资料来源：Total Economy Database（TED）。
学界对意大利生产率显著放缓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意大利制造业的行业专业化，以及以微型和小型企业为主的商业模式（Ciriaci and Palma 2008）；繁琐的劳动力监管（Daveri and Parisi 2010）；司法效率低下（Giacomelli and Menon 2013，Esposito et al. 2013）；以及人力资本和/或管理知识的匮乏（例如Bandiera et al. 2008，Brasili and Federico 2008，Bloom et al. 2008）。近期Vox专栏则强调了信贷、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缺位（Manasse 2013），以及资本与劳动力的错配（Hassan and Ottaviano 2013）。
我们认为，意大利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在经合组织经济体中排名最低之列（图2）——可能正在制约意大利企业的低生产率水平。尽管这一观点并不新颖（例如Gross 2011，Pellegrino and Zingales 2014），我们在近期一篇论文中为公共部门在塑造企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重要性提供了新证据（Giordano et al. 2015）。基于超过40万家意大利企业的数据，我们同时利用了意大利境内各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差异，以及各行业对高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公共部门低效会抑制企业生产率。这一效应不仅在统计上显著，在经济上也同样显著。例如，对于一家处于政府依赖度高于行业中位数的行业中的企业而言，若其所在省份的公共部门效率高于中位数，其每名员工的产出将提高13%。
图2. 意大利：治理质量指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世界经济论坛、透明国际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算。
实证方法
为识别公共部门效率的因果效应，我们的实证策略利用了意大利各省政府效率的巨大差异。1 在一系列治理质量指标上，相对高效的中北部与落后的南部之间存在显著差距。2 图3展示了我们偏好的公共部门效率衡量指标：即Giordano和Tommasino（2013）计算的省级指标，衡量政府部门在医疗、教育、民事司法、儿童保育和垃圾收集等领域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并以各领域中最高效省份为基准进行相对测算。3
图3. 意大利：公共部门效率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公共部门效率
企业劳动生产率
注释：省级公共部门效率数据来自Giordano和Tommasino（2013）。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实际产出除以员工成本衡量。右侧地图基于2007年Orbis数据，展示各省的中位数。
同样，企业生产率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我们的样本中，北部中位数企业每欧元员工支出所产生的产出高出9.5%，其资产回报率中位数高出180个基点。即便仅作粗略的直观观察也可发现，公共部门效率较高的省份，其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往往也较高。然而，这种简单的相关性未必意味着因果联系。公共部门效率较低的省份，在产业结构、企业规模构成以及其他众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方面，可能本就与其他省份存在差异，且这些差异独立于政府效率之外。
为确立政府效率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采用了Rajan和Zingales（1998）框架的简化版本。具体而言，我们的识别假设是：在更依赖政府的行业中，企业生产率将更容易受到政府低效的影响。换言之，政府效率的因果效应体现在：在政府效率不同的各省之间，依赖政府程度较高与较低的行业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存在差异。政府依赖度以提及政府的行业新闻报道频率作为代理指标（Pellegrino and Zingales 2014）。
公共部门效率与企业生产率
我们的主要发现是：公共部门低效会显著降低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在更依赖政府的行业中，公共部门更高效地提供关键公共服务的省份，其企业生产率更高（图4）。我们将劳动生产率衡量为营业收入（或总增加值）与员工成本（或员工人数）之比。资产回报率和总产出则被用作企业生产率的替代指标。在所有衡量指标下，我们都发现了相似的规律：在政府效率较高的省份，依赖政府的行业企业生产率更高。
图4. 公共部门效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注：点估计值及95%置信区间，百分比)
资料来源：Orbis等人（2014）；Giordano和Tommasino（20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算。
这一效应在经济上具有显著意义。为直观说明其量级，对于一家所在行业政府依赖度高于中位数的企业，若其所在省份的公共部门效率高于中位数，则每欧元工资支出所产生的产出将提高11.3%，每欧元员工支出所产生的总增加值将提高4.3%。4
我们还发现，政府效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在我们的样本中，政府低效对最年轻的企业和规模最大的企业（经营场所员工超过250人）影响最为严重。此外，有证据表明，负责地方分支机构的中央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其效率比地方政府自身提供的服务更为重要。5
意大利可实现可观的生产率收益
我们的分析表明，若意大利整体公共部门效率能从当前较低水平提升，其宏观生产率收益将十分可观。若所有省份的公共部门效率都提升至前沿水平，则在最依赖公共部门的行业中，以每欧元工资支出产出衡量的企业生产率可提高至多22%，而每员工成本的总增加值则可能从2%提升至10%。对于普通企业而言，产出将增长3%。
提高公共部门效率所能带来的影响，可能远大于现有实证文献所建议的其他政策干预。例如，已有多项研究记录了地方金融发展对意大利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性（参见Guiso 2004、d’Alfonso 2004及Barra et al. 2013）。在我们的工作论文中，我们计算了若所有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都提升至金融最发达省份的水平，企业劳动生产率将随之提高的幅度。图5展示了我们关于公共部门效率与金融发展的研究结果。提高公共部门效率所带来的收益似乎要大得多。
图5. 意大利：提高公共部门效率与金融发展的收益
参考文献
Bandiera, O, L Guiso, A Prat, and R Sadun (2010), “Italian Managers: Fidelity or Performance?”, 载于T Boeri、A Prat和A Merlo（eds.） The Ruling Class: Management and Politics in Modern Ital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ra, C, S Destefanis, and G Lavadera (2013),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Highly Disaggregated Italian Data”, CSEF工作论文346。
Bloom, N, R Sadun, and J Van Reenen (2008),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Italy”, 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98(2): 15-56。
Brasili, A, and L Federico (2008),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d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Italy: An Industry View”, 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98(2): 179-214。
Cannari L, M Magnani, and G Pellegrini (2010), Critica della ragione meridionale. Il Sud e le politiche pubbliche，Laterza Editori, Bari。
Ciriaci, D, and D Palma (2008), “The role of knowledge-based supply specialisation for competitiveness: A spatial econometric approach”,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7(3): 453-475。
D’Alfonso, E (2010), “The Italia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Impact on Growth,” 工作论文3，UniCredit and Universities。
Daveri, F, and M L Parisi (2010), “Experience,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y’s Slowdown,” CESifo工作论文系列3123，CESifo Group Munich。
Esposito, G, S Lanau, and S Pompe (2013), “Judicial System Reform in Italy — A Key to Growth,” IMF工作论文14/32。
Hassan, F, and G Ottaviano (2013), “Productivity in Italy: The great unlearning” VoxEU.org，11月30日。
Giacomelli, S, and C Menon (2013), “Firm Size and Judici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Neighbour’s Court,” 意大利银行工作论文898。
Giordano, R, and P Tommasino (2013), “Public Sector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Culture”,FinanzArchiv 69(3): 256–288。
Giordano, R, S Lanau, P Tommasino, and P Topalova (2015), “Does Public Sector Inefficiency Constrain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talian Provinces”, IMF工作论文15/168。
Gross, D (2011), “What is holding Italy back?“，VoxEU.org，11月9日。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4), “Does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9: 929–69。
Manasse, P (2013), “The roots of the Italian stagnation” VoxEU.org，6月19日。
Pellegrino, B, and L Zingales (2014), “Diagnosing the Italian Disease”，芝加哥布斯商学院工作论文。
尾注
1. 在意大利，省是介于市镇与大区之间的行政单位。意大利大致划分为20个大区、100个省和8100个市镇。
2. 例如，在伦巴第大区获得一份建筑许可约需150天，而在西西里，企业则需等待300多天才能获得类似许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 2013）。
3. 利用五项关键公共服务的省级公共支出和产出数据，Giordano和Tommasino（2013）使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估计了有效生产前沿。意大利103个省各自的政府效率，依据其与生产前沿的距离进行评估。
4. 在基准实证方法的若干修改下，结果依然稳健，例如使用不同年份的数据、采用其他政府依赖度衡量指标，或使用替代的政府质量代理指标。
5. 这印证了早先的研究；参见Cannari et al.（2010）。
本文与 Vox EU合作刊出。刊载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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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ffaela Giordano为意大利银行经济学家。Sergi Lanau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Pietro Tommasino为意大利银行经济学家。Petia Topalova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图片：可见罗马古老的斗兽场。REUTERS/Tony Gent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