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我近期主办了一场该机构最坚定的支持者、研究人员及其他领导人参加的闭门活动。会后,我对当今时代的三大突出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生产率增长放缓、反建制政治,以及中国的崛起。
总体而言,我们之所以面临如此多的“问题”,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模式已不再正常运转,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点已日益被许多西方选民察觉,即便专家们仍在努力厘清正在发生的经济与政治转变的确切性质。
根据我在20世纪70年代求学时所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中,成功的企业应当为其股权所有者带来利润,进而推动更强劲的投资和工资上涨。与此同时,利润的潜力应当吸引新的市场参与者,进而侵蚀既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激发竞争并推动创新。
这一规律已不再成立。在业内企业公布的利润似乎持续上升(往往得益于极为高效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管理),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投资或工资有所增长。因此,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似乎呈下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选民被反建制政党所吸引,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正在瓦解,尽管人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事实上,查塔姆研究所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对这一危言耸听的论断的可信度提出了实质性质疑。
从20世纪70年代到新千年伊始,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向右转——英国的新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一段时间内,这种政治模式似乎运行良好。在经济持续增长、通胀率低、且“涨潮时所有(或大多数)船只都随之升起”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共识逐渐形成,而另类观点则被边缘化。
2008年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中,市场似乎已不再带来广泛共享的增长,而主流政党也未能提出任何新思路。因此,选民转而支持曾经被边缘化的左翼和右翼声音。
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提出的极左政策几乎肯定行不通。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对处境不利的选民而言,重要的是科尔宾的提议似乎提供了现行体制所没有的东西。
为了给选民提供更好的选择,中间派必须做出更多努力,确保市场力量能够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带来同样的成果。
同样,右翼人士也不太可能带来更大的繁荣,但他们的主张有一个优点,即听起来与众不同。将移民、“全球主义者”和中国归咎于一切问题,可以构成极具说服力的宣传噱头。
为了给选民提供更好的选择,中间派必须做出更多努力,确保市场力量能够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带来同样的成果。而在这方面,动辄指责他人“民粹主义”并宣称民主即将终结,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试图解释当前局势时,我的许多自由派同行过于依赖一种错误的叙述。问题并不在于令人担忧的新民粹主义力量正在摧毁战后经济模式;恰恰相反。新政治运动的兴起,是早前新自由主义巩固时期以及中间派思维未能再像过去那样取得成果的逻辑结果。
社交媒体的影响
诚然,社交媒体助长了异端(有时甚至是有毒)观点的传播,这一论点有一定道理。领先的社交媒体公司显然没有投入足够资源保护用户免受复杂的宣传、诈骗等侵害。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这些信息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积极回应。毕竟,使边缘声音能够触达更广大受众的同一技术,中间派同样可以利用。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就成功运用了这些平台的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
最后,中美在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之所以可能更加引人注目,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个非自由、非西方的新兴大国。但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层面的。在未来十年左右,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在我看来,西方政策制定者应当反对“恐华”情绪,并鼓励本国社会与中国和平共处。中国的经济进步不会阻碍美国3.27亿人口个人财富的增长。如果西方采取明智的政策,其本国企业和消费者将有望从中国的增长中大幅受益。
至于查塔姆研究所这类智库,显然我们必须在厘清上述所有问题的事实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如果因思维不清而牺牲我们的共同繁荣,那将是一场悲剧。
知识断层引发政治动荡,查塔姆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