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美元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

强势美元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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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走强或走弱对新兴市场经济活动有何影响?Frenkel(1986)记录到,美国货币宽松(通常与美元更为贬值相关)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反之亦然。Dornbusch(1986)、Borensztein和Reinhart(1994)以及Akram(2009)表明,名义和实际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国实际汇率呈负相关。与此同时,Engel和Hamilton(1990)很早就记录了美元价值的长周期波动。然而,我们尚未发现系统性证据,表明在美元周期中美元强弱与新兴市场经济活动之间存在联系,针对其传导渠道的研究则更少。在近期的一篇论文(Druck等,2015)中,我们尝试弥合这一空白。

使用1970–2014年的数据,我们发现:

  • 在美元升值期间,尽管美国增长带来正向推动,新兴市场实际GDP增速仍会放缓;美元贬值期间则情况相反。

主要传导渠道是收入效应,源于美元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美元升值时,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往往下跌。进而,大宗商品价格走弱通过降低实际(美元计)收入抑制国内需求,因此新兴市场实际GDP增速放缓。此外,我们表明,即使考虑到美元升值时新兴市场货币相对贬值可能产生的支出转换效应,这些影响依然成立。我们还表明,在控制了美国实际汇率升值和实际GDP增速的影响之后,美国利率上升仍会进一步降低新兴市场增速。所有这些效应在汇率制度较为僵化的国家更为显著。最后,尽管净大宗商品出口国受影响最大,但依赖进口资本或投入品进行国内生产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因此,截至撰稿时,新兴市场增长可能仍将低迷,部分原因在于强势美元预计将持续,以及美国利率预计将上升。

为何美国实际有效汇率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大多数国际交易(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均以美元计价。而新兴市场(或许中国除外)难以大幅影响美国多边汇率中的权重。因此,美国的发展会影响新兴市场,反之则不然。此外,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相对于欠发达国家具有独立性,这表明美国实际汇率可能比贸易条件更具相关性,甚至更具外生性。

历史背景:一些典型事实

  • 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增长放缓。

美元升值时期与各新兴市场地区实际GDP增速放缓相吻合(图1),反之亦然。这一典型事实对于强净大宗商品出口地区尤为明显。

图1。美元走强与新兴市场实际GDP增长

magud 图1 8月14日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注释:REER = 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 贬值。

  • 美元走强,实际国内需求增速放缓。

图2呈现的情况与图1相似,但采用的是实际国内需求增速。这表明,国内需求是经济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其影响超出了可能影响国内需求的其他因素。

图2。美元走强与新兴市场实际国内需求增长

magud 图2 8月14日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注释:REER = 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 贬值。

  • 美国利率走高,美元走强。

美国利率走高往往与美元走强同时出现,反之亦然(图3)。美国利率走高会吸引资本流入美国以追求更高收益,从而推动美元升值。利率走高通常也与较强增长相关,但并非总是如此。

图3。美元走强、实际GDP增长与实际利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注释:REER = 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 贬值。

  • 虽然并非系统性的,美国利率走高似乎与美国增长较强相关;利率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是:较强增长最终会产生需求驱动的通胀压力。

供给响应不足(或不够迅速)会推高价格。后者促使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借贷成本,从而通过放缓经济活动增速来缓解通胀压力。

美元升值/贬值周期

利用一个简单的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区分升值与贬值两种状态)对1970–2014年期间进行估计,我们发现,实际贬值平均而言比实际升值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实际年均升值幅度为每年3.2%,平均持续时间超过6年;实际年均贬值幅度为3.8%,平均持续时间接近9年。1 此外,这些周期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处于实际升值阶段时,下一期仍保持升值的可能性比转换状态高出83%。对于实际贬值,状态延续的概率约为88%。2 因此,我们识别出以下周期:

表1。升值与贬值周期

事件分析

接下来,我们在上述识别出的美元升值与贬值周期基础上,通过事件分析为平均贬值和升值周期加入动态特征。3 图4显示了美元升值与贬值周期中实际GDP的平均指数;图5则显示实际国内需求。

图4。美元升值与贬值周期中的实际GDP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除中美洲和墨西哥外,其他每个新兴地区的数据均显示,美元升值期间实际GDP更低。我们观察到,这一规律在拉丁美洲整体上成立,在南美洲尤为明显。南美洲是重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地区,与中美洲和墨西哥不同。该规律也适用于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的新兴经济体,以及新兴欧洲。在新兴亚洲,这一规律的体现程度较轻,但仍然存在。平均而言,拉丁美洲在升值周期末期的实际GDP,比贬值周期末期低约25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差异与此数量级相近。MENA国家的差异甚至更大,约为50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的差异较小,但仍相当可观(约20个百分点)。然而,中美洲和墨西哥并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造成后者的可能原因包括与美国在贸易、旅游和侨汇方面的密切联系。贸易联系通过外部商品需求发挥作用;旅游业拉动服务的外部需求;侨汇则将资源从美国转移至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与收入,因此可能抵消美元走强带来的负面收入效应。实行硬钉住汇率制或彻底美元化的国家,其经济周期往往与美国进一步同步。

图5。美元升值与贬值周期中的实际国内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 关于国内需求,除中美洲和墨西哥外,所有其他地区和次区域在美元贬值程度更高时,实际国内需求增速都明显更强。

事实上,在许多地区,升值阶段国内需求实际上会下降或保持平稳。我们认为,这有力表明美元走强对国内需求的购买力具有负面影响。进一步看,这可能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收入效应实际上超过了(支出转换的)替代效应。

一些简单的计量分析

在构建一个简单模型来解释我们的发现之后,我们进行了两组简单回归,以检验上述典型事实。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新兴市场实际GDP增长率或实际国内需求增长率。在控制了美国和中国实际GDP增速(外部需求)、美国实际利率(金融渠道)、净资本流入(外部融资可得性)、波动率(不确定性)、大宗商品贸易条件以及若干其他控制变量之后,美国实际有效汇率对新兴市场增长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该效应为负,对国内需求而言尤为明显。该效应在不同新兴地区均成立,程度各异。对净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该效应尤为强烈。但对依赖进口资本或投入品进行生产的国家而言,该效应同样相关。对汇率灵活性较高的经济体而言,该效应对产出的影响较弱,但对国内需求的影响较强,这与预期一致。因此,美元走强会降低实际GDP和国内需求增速。

表2。实际GDP增长率与需求增长率

展望未来

自2014年年中以来,美元一直处于升值周期。基于我们的历史估计,美元在短期和中期内保持升值状态的概率很高(超过80%),这与美元约6–8年的升值周期相符。在此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将保持疲软。综合来看,这些效应意味着,新兴市场的国内需求和实际GDP增速将比其他情况下更为放缓,且各地区皆然。

此外,在美国利率可能启动加息、美联储预计将开始逐步退出近年来实施的非常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若有变化,美元更可能保持强势。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充其量只会有所放缓(即使未发生资本流动逆转),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走弱。因此,遗憾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

美国强劲增长对新兴市场有利,因为后者的外部需求会随之增加。然而,除此效应外,美元走强会通过收入效应削弱美国增长加快带来的扩张效应。这种收入效应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和汇率制度更为僵化的国家尤为突出。对依赖进口资本和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的国家而言,这种抵消性收入效应也可能通过国内需求体现,但程度较轻。此外,美国实际利率上升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抵消或放大效应,或是通常伴随美元升值而出现的金融条件收紧/放松。

免责声明: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观点。

参考文献

Akram, Q F(2009),“Commodity Prices,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ollar”, Energy Economics,第31卷,第838–851页。

Borensztein, E and C Reinhart(1994),“The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Commodity Prices”, IMF Staff Papers,第41卷,第2期(6月),第236–261页。

Dornbusch, R(1986),“Inflation, Exchange Rates and Stabilizati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第165期(10月),第1–24页。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uck, P, N Magud, and R Mariscal-Paredes(2015),“Collateral Damage: Dollar Strength and Emerging Markets’ Growth”,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15/179,7月(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ngel, C and J Hamilton(1990),“Long Swings in the Dollar: Are they in the Data and Do Markets Know i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月,第689–713页。

Frenkel, J(1986),“Expectations and Commodity Price Dynamics: the Overshooting Mode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第68卷,第2期(5月),第344–348页。

脚注

1 排除当前(仍在进行中的)升值周期后,我们发现升值周期仍短于贬值周期,但差距有所缩小。平均长度约为8年。平均年升值率为3.4%,平均年贬值率为3.7%。

2 排除当前升值周期的结果显示,贬值周期的持续性略高(92%),升值周期的预期持续性相近(82%)。

3 由于每个事件的时期长度不一定相同,我们对每个事件的长度进行离散化处理。为此,令t0为任一升值或贬值周期的第一个观测值,并令周期最后一年的(实际GDP)观测值为t4。设定t-1期实际GDP为100。基于各(按购买力平价加权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我们重建了各地区的实际GDP指数。我们对时间维度进行离散化,以计算每个事件在半程、四分之一程和四分之三程时的实际GDP指数。最后,我们分别在t0、¼、½、¾及t时点(分别标记为t0、t1、t2、t3和t4)对各组升值和贬值事件计算基本统计量。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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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blo Druc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Nicolas Magu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Rodrigo Marisca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研究分析师。

图片:一张美国一百美元钞票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肖像,摄于东京Interbank Inc.货币兑换处。REUTERS/Yuriko Na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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