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管控通常被视为政府的责任。人们往往假定个人、企业和公司本来就是其所是。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腐败盛行，这就反映出政府失职。在集市上的非正式交谈和愤怒的公共论坛中，人们的诉求无一例外都是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更加廉洁、法律更加严厉、执法更加有力。公众对腐败的愤怒可以理解，因为腐败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与此同时，流行论述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过于天真。
我们在此主张，私营企业和公司有空间制定能够自我执行的规范来管控腐败，其方式与私人住宅社区中的居民常常建立机制以保持公共空间清洁有些相似。
大众普遍期待政府有意愿管控腐败，这种期待存在根本缺陷。构成政府的大多数主体——政治家、官僚、执法人员——都能从腐败中获益。因此，法律被削弱并留下漏洞；政府某一部门采取的反腐措施，会遭到其他拥有平行或独立权力的部门抵制和阻挠。
整体而言，商界有更强的动力来遏制腐败。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可能合谋，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谋利。但在大多数涉及土地、频谱频道、许可证和合同等稀缺资源授予的情境中，政治家和官僚的所得，就是商界总体的损失。中标企业会获利，但所有落败者付出的努力和费用合计起来，远远超过这笔收益。更糟的是，腐败如同征税，因此会阻碍未来投资，从而损害所有企业的利润和增长。
因此，整体而言，商界能够从减少腐败中获益。此外，清除腐败可能产生长期影响，例如促进增长、加快发展，因此也能为民众带来巨大益处。
问题在于，每家企业都有动机违背不行贿的协议。当然，如果所有企业都这么做，它们最终都会蒙受损失。这是企业之间的一场囚徒困境博弈，需要它们采取自身的集体行动：建立有效的规范与制裁体系，以遏制违约行为。
成功的社区集体行动制度至少已存在一千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 Avner Greif 分析了一个11世纪北非犹太商人社群；该社群通过一套规范和惩罚制度，使成员在远距离贸易中维持诚信契约。任何一名成员都可能通过在交易中欺骗另一名成员获利，但规范执行所带来的保障使整个社群受益，因为诚信交易得以维持，成员也因此能够实现更大的贸易量。
加州大学经济学家 James Rauch、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Lisa Bernstein 等人研究了较近时期的贸易商族裔网络。印度可以从这些案例中汲取经验，为反腐败商业机构应具备的若干特征作出规定。
最重要的是，社群需要一种高效的方法来发现并惩罚欺骗行为。我们认为，在发现问题这一方面，印度很有优势。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商业协会构成了良好的网络，正式和非正式（小道消息）沟通都很顺畅，确保圈内人能迅速获知任何行贿事件。印度也有高素质的调查记者，可以提供额外的发现渠道。相关事实或许难以在法庭上证明，但这正是内部仲裁庭的优势所在：它可以采用更宽泛的证据标准，并凭借圈内专业知识评估证据。至于惩罚，社群可以采取比法院罚款更有效的制裁：排斥违规者，实质上将其逐出商界。当然，如此有力的手段必须谨慎使用；程序需要防范虚假指控，并确保其不会沦为排斥新进入者或颠覆性新力量的圈内人卡特尔。
其次，该机构需要有规模大、声望高的“创始成员”。这往往可能很难做到，因为现有商界领袖或许正是受益于当前腐败体系才取得如今的地位。但我们仍认为，印度很有优势。在过去二十年里，许多知名企业和商界人士凭借良好治理、立足于世界经济而崭露头角。如果他们挺身而出创立一个机构，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不行贿承诺，就有可能成功，因为其他人会觉得不加入是一件丢脸的事。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最低限度的帮助：规定企业若要列入其获准供应商或投标人名单，就必须成为不行贿团体的签约成员。
我们中的一位（Dixit）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并考察了其他商业社群治理机构的证据，据此列出了反腐败机构还应具备的若干条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为围绕这一构想开展严肃的公共讨论，乃至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一些试点实施，提供了基础。我们希望本文有助于启动这一进程。
我们并未将此方案说成能够消除一切腐败的灵丹妙药。它远非万能药，但生活中本就没有万能药。我们认为，这一提议能够大幅减少腐败。轻率地否定它，或声称应该等待一个更完善的解决方案，都是错误的。等待100%的成功，只会确保0%的成功。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让我们谈谈发展”博客。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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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ushik Basu 是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兼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vinash Dixit 是普林斯顿大学 John J. F. Sherrerd ’52 名誉经济学教授。
图片：行人走在东京的一座火车站内。路透社/Yuriko Nakao（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