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衰退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受影响国家之多。2008/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出都大幅同步下滑。图1绘出了部分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展示了这一时期经济活动共同的时间走势。更广泛地说，发达经济体之间商业周期的整体同步性绝对水平较高（1995—2010年间的相关系数中位数为0.74），而且近几十年来显著增强（1980—1995年间的相关系数中位数为0.29）。
图1. 部分OECD国家的GDP增长率：2002—2012年
来源：IMF。
人们日益关注此类商业周期同步的成因，尤其是试图限制国际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大量实证研究记录了此类溢出的金融渠道（见Peek and Rosengren 1997、2000；Kalemli-Ozcan et al. 2013）以及政策渠道（以货币政策为例，见Gilchrist et al. 2014）。相比之下，人们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等“实体”（非金融）渠道的影响所知较少。正如di Giovanni and Levchenko（2010）所讨论的，经济学家仍在争论这些实体联系是否促成了商业周期同步，还是观察到的相关性仅仅是其他某种因果机制的副产品。要厘清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释并不容易，因为经济学家通常无法获得受控的实验环境来研究特定的宏观经济机制。
冲击经由投入品联系传导的新证据
在近期一篇论文中（Boehm et al. 2014），我们为贸易和跨国企业在冲击跨国传导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证据。两项创新性贡献使我们得以识别其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首先，我们将国际所有权信息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企业层面数据相结合，并开发了一种识别企业层面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新方法。
其次，论文利用一场大型外生冲击的“自然实验”——2011年日本东北地震/海啸——将因果溢出效应与其他可能造成混淆的因素区分开来。
2011年东北事件实际上是一场三重灾难，始于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一场里氏震级（Mw）9.0级地震，这是有记录以来第四大地震。或许比地震本身破坏性更大的，是随后袭来的海啸，它淹没了日本东北部的整座城镇和沿海渔村。最后，福岛附近核反应堆发生部分熔毁，对该地区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出于预防考虑，全国所有核电站停运，导致严重停电，持续数月之久。
除了这些灾难累积造成的人道悲剧外，日本工业生产也遭受了严重影响。3月份制造业产出下降约15个百分点（见图2，左轴），直到五个月后的8月才恢复到冲击前水平。正如预期，美国从日本的进口也大幅下降，不过大幅下跌记录在2011年4月，这反映了货物运抵美国需要数周时间。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从同期美国制造业产出偏离趋势的幅度可以看出。4月份美国制造业产出下降约1%（见图2，右轴），东北事件发生后的约六个月内一直显著低于此前水平。
图2. 2011年东北地震前后数月日本和美国的制造业生产
来源：Boehm et al.（2014）。
这场冲击传导至美国经济的机制是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使用手头详尽的企业层面数据展开分析。
具体而言，我们揭示了纵向生产联系如何成为这场冲击传导至美国的渠道。
进口投入品供应受到冲击后对美国产出的影响程度，关键取决于企业能否轻易改用其他投入品或找到新供应商。例如，影响某个小国的石油生产若只是暂时中断，不太可能对美国企业造成严重影响，因为石油是全球性大宗商品，供应来源众多。企业专用的专业化投入品可能缺少替代来源，因此这类投入品供应中断可能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
基于这一点，我们关注美国制造业企业对日本投入品的依赖程度。日本跨国企业在美国的制造业子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度依赖来自日本的投入品。这些投入品几乎占这些企业在美国生产成本份额的四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86%）通过企业内部采购。此外，这些企业规模庞大；合计而言，它们占美国从日本进口中间投入品总额的60%以上。
日本跨国企业在美国的制造业子公司在冲击发生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境内产出大幅下降，降幅大致与进口投入品的降幅一比一对应（见图3）。1
这种表现表明，这些企业几乎没有空间改用其他投入品，因此日本遭受冲击后，冲击直接传导至它们在美国的业务。
对这种可替代性的估算值，远低于经济学家通常用于评估冲击通过国际贸易跨国传导的数值。2
图3. 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相对进口投入品和产出（代理指标）
来源：Boehm et al.（2014）。
我们的结果还表明，这些企业在削减日本投入品的同时，也相应减少了非日本投入品支出。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中位于日本子公司上游或下游的其他企业，即使没有直接暴露于来自日本的投入品，也会受到这场冲击的影响。
这类网络效应可以使冲击在整个经济体中传播，并放大和延长其影响（见Carvalho 2014）。一篇相关论文（Carvalho et al. 2014）记录了这类冲击确实通过网络联系在日本向上游和下游企业传导，并发生在东北事件之后。
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供应链具有足够的刚性，因此在冲击跨国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项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三项关键启示。第一，短期内贸易模式对汇率变化的响应可能较为有限。第二，贸易联系和日益增加的国际投入品采购（部分源于跨国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总会使国家特有的供应链风险更加多样化。最后，鉴于投入品的可替代性较低，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的政策——尤其是影响跨国企业的政策——应提前充分通知，以避免短期扰动。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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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ristoph E. Boehm是密歇根大学博士生。Aaron Flaaen是密歇根大学经济系研究生。Nitya Pandalai Nayar是密歇根大学博士生。
图片：2014年12月31日，一艘货船驶经巴拿马城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路透社/Carlos Jas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