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被列为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见于《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
融合常规与非常规战术，以及利用恐怖主义和犯罪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混合型冲突正日益普遍。
缓解冲突与战争不断升级的风险，有赖于重新致力于预防性外交和冲突预防。
“动荡时代”正在让位于战争中的世界。统计数据令人担忧：2023年有近60场武装冲突同时爆发，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2023年至2024年间，平民死亡人数激增逾30%，主要由于中东、北非和东欧武装冲突不断升级。
过去一年，至少20万人丧生，逾1.2亿人目前被迫流离失所——其中超过半数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如今，约20亿人——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与此同时，全球军费开支大幅攀升，于2023年达到历史新高，超过2.4万亿美元。
鉴于战争发生率上升，以及核武器使用威胁不断加剧，冲突被列为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见于《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年度调查中，来自逾900名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领袖的意见显示，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冲突被单列为2025年33项风险中最重要的一项，较上一年的第八位有所上升。世界经济论坛主导的这项调查还发现，生活在战区及其附近的许多人——从以色列到波兰——对该风险的评级高于未身处其中的人。综合来看，全球和平前景黯淡。
武装冲突并非一律相同：战争形态各异、规模不一。如《全球风险报告》所明确指出，存在国家之间的国际冲突、地区大国及其代理人参与的混合型冲突、单一国家内部的冲突，以及导致国家崩溃的政变和叛乱。
冲突不仅日益频繁和激烈，而且愈发跨国化、难以化解、难以结束。2025年格外危险之处在于，上述各类武装冲突同时发生、彼此关联，而可用于防止其升级的国际护栏却少得令人不安。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以及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战争均已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这些战争可能轻易蔓延，且均构成核威胁。围绕核武国家之间在南亚和东亚的争议领土的紧张局势也可能升级。与此同时，缅甸和苏丹等国的内战正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代价，并产生地区连锁影响。在其他地区，由贩毒网络、帮派和民兵发动的刑事冲突在巴西、厄瓜多尔、海地、墨西哥和南非等国肆虐，在某些情况下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战争。
欧洲正严肃对待全球战争的威胁。对部分乌克兰人而言，面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来自朝鲜的士兵以及含有中国零部件的导弹，这一威胁已然成为现实。多位专家认为，跨国混合战争已经爆发，交战双方为北约盟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等国。
俄乌战争具有军事、经济、网络、基础设施和太空等多个层面。有人质疑这些因素是否可能触发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西方各国遭到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和物理攻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随之传播，破坏行动接连发生，目标包括弹药工厂和海底电缆。
多位情报专家认为，未来几年欧洲冲突进一步扩大是一种现实可能。德国、挪威、瑞士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等政府正采取措施成为“能够开战”的国家，包括加固防空洞和储备应急物资。最近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也在积极让本国公民做好战争准备。多个欧洲国家扩大了强制兵役制度。法国、德国乃至英国正考虑恢复征兵制。
对战争的日益担忧，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衰退相关。全球机构已不再与国际权力平衡相一致。这一衰退是多重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包括中国和全球南方的长期崛起，以及欧洲和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
美国与中国在贸易、技术和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东冲突日趋激烈，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衰退。正如《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所明确指出的，人们还担心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可能在2025年加剧地缘政治衰退。
特朗普总统近期提出了一个构想，即通过吞并巴拿马、格陵兰和加拿大来扩大美国的势力范围，此举对法治和主权准则构成意想不到的威胁。为谋求大陆霸权，美国可能引发反美情绪，并促使中国、俄罗斯和地区大国在各自周边地区采取类似行动。
地缘政治衰退的另一个症状是，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机构正在瓦解。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例，其已瘫痪多年。来自全球南方的国家认为，该机构未能充分代表其利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不愿扩大其成员构成，正削弱其能力，使其难以预防、管控和终结全球冲突。尽管关于安全改革的讨论再度浮现，批评者仍担心改革远远不够。
这种失灵的影响深远。其一，它削弱了对维和行动的支持：部署的维和人员已从2016年的10万人降至2024年的6.9万人。它还影响着从冲突预防、建设和平到人道主义援助、发展乃至气候行动等诸多领域。由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府对全球合作的红利持怀疑态度，后几项优先事项正在失去支持。
随着各国日益对抗和封闭，对世界热点地区的支持将减少。正如新近发布的《2025年全球晴雨表》所显示，已经出现脱离国际机构的迹象：一批担忧主权问题的极右翼政府，以及抱怨缺乏代表性的中低收入国家当局，都在表现出这种倾向。
对此类机构支持的削弱，其结果之一是冲突不再通过谈判、停火、和平协议和维和来解决，而是通过战场上的胜负以及赢家通吃式的胜利来终结，并付出高昂的人命代价。尽管二十国集团或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必须发挥建设性作用，但许多组织的职权范围狭窄、影响力有限、资源匮乏。
世界某一地区日益扩大的武装冲突，很可能扰乱其他地区的国内政治。以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为例，其中逾四分之三生活在法律保护薄弱、社会安全网有限的低收入环境中。少数寻求在富裕国家庇护的难民，往往助长了对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更糟糕的是，对战争的厌倦也正在削弱对人道主义准则的承诺以及发展援助。援助减少可能从根本上削弱应对冲突和暴力根源的措施。
缓解战争风险，有赖于重新致力于预防性外交和冲突预防。这包括外交行动、预警、调解、停火、休战、和平协议，以及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执行条约与法治。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至关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重新投资于积极推动和平架构的机构和组织，涵盖从人权和妇女赋权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缓解武装冲突的风险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不仅交战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需要坐到谈判桌前，民间社会和商界同样需要。有大量事例表明，一些看似难以化解的冲突，不仅依靠熟练调解人和精心拟定的和平协议得以结束，也得益于私营部门在创造体面就业和促进经济繁荣方面的大力投资。
此外，降低冲突风险还可以通过加强全球合作和多边与双边贸易来实现，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此得以凸显，诉诸武力的动机也随之减少。投资于韧性，是在战火纷飞的世界中求得发展和生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