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推出视频播客《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之际，主持人兼作者彼得·范汉姆聚焦第一期的主题——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国每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价值总和。
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GDP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的主要工具。
彼得·范汉姆在这段摘自其著作的内容中，探讨了GDP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一个促进进步、造福民众与地球的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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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却没有按照你的预期改变世界，会怎样？俄罗斯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近一个世纪前，他参与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
对试图理解大萧条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库兹涅茨来说，GDP是一项有用的衡量指标。它有助于核算美国经济生产了多少商品，以及危机后复苏得有多快。但这位经济学家也曾警告，GDP并不适合作为制定政策的工具——只是没人理会。
对许多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GDP增长已成为无所不包的指标，尽管它无助于解决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反而适得其反：不平等和环境恶化，而且这两者都在日益加剧。
我们面临的危机，或许正是那位常遭误解的经济学家预言成真的时刻，可以概括为“库兹涅茨的诅咒”。但在深入探讨这一“诅咒”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西蒙·库兹涅茨究竟是谁，以及他何时、如何发明了GDP。
西蒙·库兹涅茨是谁？
西蒙·库兹涅茨于1901年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一座城市平斯克，并在哈尔科夫大学（今乌克兰境内）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尽管他在该校成绩优异、前途光明，但成年后不久便离开了出生地。
1922年，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红军赢得了持续数年的俄国内战。苏联即将成立之际，库兹涅茨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移居美国。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加入广受尊敬的经济智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他到来的时机恰到好处。在他抵达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库兹涅茨帮助这个国家理解其新确立的地位。他开创了至今仍主导经济学和政策制定的关键概念，并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
繁荣与萧条的时代背景
库兹涅茨抵达美国时，该国正处于经济繁荣期；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势头强劲。美国制造商将汽车、收音机等商品推向庞大的国内市场，卖给渴望现代商品的消费者。在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美国很快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
然而，喧嚣的二十年代带来的狂热很快转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到1929年，蓬勃发展的经济已失控。
当时的经济极为悬殊。少数人掌控着巨额财富和经济资产，例如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银行业巨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与此同时，许多工人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往往仍依靠按日计酬的工作和农业收成维持生计。
此外，股市持续上涨，却没有实体经济的相应增长作为支撑，金融投机因此愈演愈烈。
1929年10月下旬，股市发生大规模崩盘，并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人们违约，信贷市场枯竭，失业率飙升，消费者停止支出，保护主义抬头，世界陷入危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恢复。
GDP的诞生
美国政策制定者努力设法控制并结束国内危机时，却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实际情况究竟有多糟？我们又如何知道政策举措是否奏效？当时经济指标寥寥无几，而我们今天用来衡量经济规模的GDP尚未诞生。
西蒙·库兹涅茨登场了。他精通统计学、数学和经济学，制定了一套衡量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标准方法。这套方法能反映美国企业在国内外生产了多少商品和服务。几年后，库兹涅茨又提出了GDP。
GDP是一国每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与GNP不同，它不包括美国所有的海外设施所创造的价值）。计算GDP时，可以将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相加，再扣除中间产品的成本；也可以将工资、利润和投资收入相加。
最常见的计算方法是所谓的“支出法”，其计算公式为：国内生产总值 = 消费 + 政府支出 + 私人投资 + 出口 − 进口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些总量应当相等：总产出 = 总收入 = 总支出。）
库兹涅茨的发明堪称天才之举。它用一个数字概括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善经济的线索。在20世纪3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其他经济学家帮助统一了这一指标的标准并推动其普及。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GDP已被确立为衡量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工具。
GDP的局限
从那以后，GDP逐渐成了一种护身符。GDP增长时，它让个人和企业抱有希望；GDP下降时，各国政府便竭尽所能扭转趋势。尽管危机和挫折不断，全球经济总体仍在增长，因此GDP增长有益的观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左右，GDP数据屡屡报喜，尤其是在西方。美国迎来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德国经历了“经济奇迹”，法国则进入“光辉三十年”。名义GDP增长率可达10%或更高，按实际值并经通胀调整后，也常常超过5%。
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令人痛心。如果我们当初更认真地听取库兹涅茨本人的意见，或许就能预见这一点。1934年，远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签署之前——甚至在战争阴影出现之前——库兹涅茨就告诫美国国会，不要过度聚焦GNP或GDP：“一个国家的福祉几乎无法从国民收入指标中推断出来，”他说。
一个国家的福祉几乎无法从国民收入指标中推断出来。
西蒙·库兹涅茨
事实证明，这一判断颇有先见之明。GDP反映总消费，却无法说明个人福祉；它反映生产，却没有反映生产带来的污染，也没有反映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消耗；它反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却没有体现这些支出和投资创造的生活质量。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黛安·科伊尔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告诉我们，实际上，GDP是“一种战时指标”。它告诉你经济在战争时期能生产什么——20世纪40年代初就是如此——却不能告诉你和平时期如何让人们幸福。它告诉你砍下树木并将其制成栅栏或长椅后价值几何，却没有说明让树木继续生长时它们的价值。
尽管发明者早有警告，GDP还是风靡全球。人们想方设法推动GDP增长：修建道路和高速公路，鼓励个人消费，补贴工业和交通运输，等等。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GDP增长势头确实开始放缓，先是在西方，随后蔓延至全球。
这是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新增长的所谓质量不高。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几次石油冲击后，政府资金开始用于偿还旧债或补贴无利可图的产业和做法，而不是投资于教育和住房等关键领域。
然而，随着全球年度GDP达到峰值，我们的生态足迹也达到峰值，造成生态赤字。森林被砍伐，以便腾出土地发展农业和工业；海洋鱼类资源日渐枯竭；化石燃料燃烧污染空气，导致气候变化。短期内，这些活动带来了增长；长期来看，却损害了我们的健康、财富和福祉。
20世纪80年代，为了重振GDP增长，各国政府放宽产业管制并开放贸易，希望由此促进竞争、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这一做法起初确实奏效，但到了21世纪初，其副作用已显现：市场集中度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居民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公共服务也每况愈下。
结果是，GDP增长的神奇公式如今似乎已失去效力。在西方，GDP不再像过去那样增长，福祉也早已停止提升。社会陷入持续危机感之中，或许并非毫无缘由。正如库兹涅茨所知，我们本不该把GDP增长作为政策制定的唯一焦点。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已走到这一步。
衡量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概括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同时以此推动进步，让所有人和地球都从中受益？
在微观层面，与其看“人均产出”数字，不如考察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这样更有用。它能更好地反映一国公民的经济状况。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一指标会比GDP增长更早提醒我们，普通家庭实际上已不再享有经济收益。
新西兰财政部前首席经济学家吉罗尔·卡拉卡奥卢表示，在宏观层面，除了每年的财富“流量”，或许还应考量财富的“源泉”。为此，我们不仅要衡量金融资本，还要衡量经济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它们才是我们财富真正的“来源”。
新西兰已开始这样做，由此更清楚地揭示出，GDP增长往往以牺牲其他福祉来源为代价。例如，研究显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的经济增长实际上降低了我们的整体财富，而非提升财富。国家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富裕，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民的满意度或福祉有所提高。迈向福祉的修正后GDP（MGDP）
超越GDP
最后，黛安·科伊尔说，即使继续使用GDP，我们也应记住，它是一种“理念”。它反映的是我们希望它反映的内容，而这种理念会随时间变化。例如，按照惯例，GDP不将家庭无偿劳动（通常由女性承担）纳入计算，因为这类劳动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如今，我们应当认识到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价值。因此，我们应更新GDP的定义。
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GDP变得极为重要，这有充分的理由。它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体在和平时期重建生产能力，也帮助中国等寻求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体衡量自身目标的进展；有了GDP，它们就能准确了解自己取得了多大进步。
但在当今经济中，我们知道，福祉远不止商品和服务的可测量生产与消费。福祉还意味着重视环境及其带来的种种益处，重视关怀经济及其创造的幸福与健康，也意味着重视“社会契约”——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过得更好，而非只有少数人受益。
在21世纪，我们需要更好的福祉衡量指标。我们需要超越GDP。
本文摘录并配有图表，内容选自《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一个促进进步、造福民众与地球的全球经济》 克劳斯·施瓦布与彼得·范汉姆合著（另有娜塔莉·皮尔斯和罗宾·波默罗伊补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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