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技术进步如何改变个人和群体的生活、工作与互动方式，人们已谈论甚多。长期以来负责治理这些技术社会影响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正努力应对快速变化及其指数级影响，并试图变得更加敏捷。
决策者要有效应对现有创新，听起来已足够困难，但我们认为应该树立更高的目标：有意图、有预见、有目的地塑造未来。我们不能局限于沿用当今的治理方式，只对技术变革力量作出被动回应。相反，我们需要主动治理，以实现更多我们所追求的价值，无论是私人价值还是公共价值。我们必须以设计来治理。这意味着什么？
2018年12月，哥本哈根的丹麦设计中心与丹麦创新基金和丹麦商业管理局合作，召集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100位全球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如何成功实施设计治理。参与者借鉴广泛的国际经验，探讨了能够推动治理更具未来导向的路径、方法和思维方式。以下是四条关键建议。
1. 措辞要谨慎
实验、政策实验室、Scrum、设计冲刺……创新者和设计师觉得令人振奋的这些说法，却让许多政策制定者不寒而栗。若没有恰当的叙述和框架，就不能对人们进行“实验”，也不能把他们放进“实验室环境”。人们不希望成为实验对象，但确实希望有意义地参与其中，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在最大化社会福祉时，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尽管人们普遍认同设计原则的价值，我们仍需使用恰当的语言，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认同这种做法。用“学习”代替“实验”，或用“反馈循环”代替“设计冲刺”，会大有帮助。我们应着重强调这种做法的协作性和包容性，而不是速度。
2. 少说多做
实践出真知。政策只有与现实世界互动时才真正落地。然而，政策制定者很难在政策定稿之前，将其分享出来并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测试。这是个问题，因为随着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日益相互依存、日趋复杂，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这会加大采取行动的政治风险。
尝试为政策创新创造安全空间，有助于降低风险，减轻失败带来的影响，并让政策制定者更愿意主动采取行动。也许，要帮助营造一种让政策专业人士有信心发挥创造力的心态，最佳方式就是少说多做。
3. 做政策推动者，而非政策制定者
由于人们对传统上负责制定政策的机构信任度下降，人们普遍认识到，政策制定不再局限于政府或企业（在产业监管方面），而日益成为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工作。这要求政策制定者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必须开放政策工作，接纳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想法。
这意味着要适应高度开放的流程和方法，让政策制定者或设计师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并让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每一方都积极参与其中，不再只是提供反馈，而是共同设计成果。同样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开放相关模式，吸纳非政府参与者和“意想不到的参与者”参与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工作；在这些领域，流程和产出通常都被规定得过于具体。
未来应对公共挑战的一些最有力方案，或许会来自小型数字初创企业，而非现有科技公司；或来自新型社会协作组织，而非传统工业组织。如何让这些新参与者进入这一领域？
4. 揭开新兴政策工具的神秘面纱
监管沙盒和政策实验室等新兴政策工具与方法目前备受关注，但不主导政策进程的利益相关方往往仍不太了解它们。这些工具常被简化为单纯的方法，而非促进制度变革的途径：“监管沙盒就是没有规则的地方；敏捷治理意味着快速、低成本；政策实验室的设立是为了回答‘你们在创新方面做了什么？’”
新兴创新政策工具的种类日益增多，可能令政策制定者应接不暇，以至于核心政策流程几乎原封不动。尽管几乎所有工具和方法都是为了改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而设计的，但它们也可能令非专业人士更难参与。
我们需要设计更好的方法，赋能政策制定者，并帮助利益相关方运用新兴的敏捷治理工具；世界经济论坛敏捷治理全球未来理事会正在开展这项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清晰的分类体系和决策指南，丰富政策工作，同时避免信息过载。揭开这些工具的神秘面纱，将激发人们对敏捷治理方法的更多需求，并推动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