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经济学有很多值得批评之处。例如，这门学科对政治问题关注得太少，却过分热衷于用数学把学生“折磨致死”。但当前对这一学科的许多批评，都是基于误解和无知。
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概念为例：该概念意味着，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和界定清晰的产权，市场均衡就是有效的。与许多批评者的猜想相反，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些理想条件总是存在。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往往把这些条件作为分析市场失灵的基准。他们像嗅探犬一样，在经济中搜寻这类缺陷，并思考如何通过明智的国家干预加以纠正。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就像医生：医生必须了解健康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才能诊断疾病并开出治疗方案。好医生不会任意干预身体的运作过程，只会在有客观证据证明疾病存在、且能够开出有效治疗方案时采取干预。
环境监管针对的是一个尤为显著的市场失灵案例。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收入能够准确反映其产出给第三方带来的所有益处，而成本也反映所有损害，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就会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如果生产造成环境损害，而企业无需为此付费，激励机制就会扭曲；企业或许能够盈利，但从经济角度看，其运作效率低下。因此，国家通过罚款或颁布禁令来“纠正”企业的激励机制。
经济学家有时诊断出的另一种病症，可以称为“凯恩斯病”。如果需求过弱，就可能导致就业大幅下滑（因为短期内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这种病可以通过注入公共债务融资的刺激措施来治愈——就像给心脏病患者注射一定剂量的硝酸甘油，以维持心脏跳动。
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如今主流经济学并不根本排斥这种药方。但刺激措施不能被视为包治百病的良方。可能困扰经济体的许多病症是慢性的，而非急性的，因此需要采用其他类型的治疗。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疗法解决比如当前影响南欧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就好比试图用心脏药物治愈骨折。
硝酸甘油针对的是循环系统崩溃的风险。从经济角度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药物。但长期使用这类药物可能致命。
在这里以及其他领域，意识形态都会造成概念混淆。例如，斯密认为竞争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因为垄断和寡头垄断会剥削消费者并限制产量。但只有相似产品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才有益。互补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有害，甚至可能比垄断更糟。（这就是为什么，例如，火车司机和飞行员应被强制纳入垄断性工会，由工会代表各自公司其他所有员工。）
最初引发公共部门干预的市场失灵往往会在国际层面重现，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通常也没有效率。例子包括福利国家之间为阻止经济移民而展开的竞争、税收逐底竞争，以及银行和保险业的监管竞逐。与许多右翼人士的看法相反，竞争并非总是好事。
当然，左派的意识形态也常常压倒术语本身。以“新自由主义”为例：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它已被视为放松监管和纯粹自由放任的学说。但至少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含义截然不同。亚历山大·吕斯托于1932年创造了这一术语，他宣告旧自由主义的终结，并呼吁建立一种新自由主义：由强有力的国家制定坚实的法律框架，企业在其中开展经营。
经济学家模型中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理性行事的利己主义者——近来同样受到批评，因为它往往无法代表个体的真实行为。行为实验已明确显示，这一人工构造的预测价值有限。
但“经济人”从来不是为了预测而设；它的真正用途，是让人更容易区分市场失灵与心智失灵。经济学家试图发现集体非理性，而假设个体理性的经济模型有助于做到这一点。通过确保政策针对的是游戏规则中的缺陷，而不是个体的易错性或非理性，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使我们免于专制式家长主义。
向资本金过低的借款人发放高风险贷款的银行，尤其清楚地体现了“经济人”的分析价值。银行将利润据为己有，但任何超过其资本金的损失都会转嫁给债权人，或者对银行更有利的是，转嫁给纳税人。
这种不对称使银行业变成一场赌场：庄家永远赢。银行会选择风险特别高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或许能带来利润，却会损害经济。
问题并非由人类非理性造成；恰恰相反，问题正是因为银行家在理性行事而产生的。正如环境监管的例子所示，向银行家宣讲常识或道德无济于事；但改变银行家的激励机制——比如要求提高资本资产比率——则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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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斯-维尔纳·辛恩，慕尼黑大学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教授，伊福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德国经济部顾问委员会成员。
图片：2007年2月14日，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物。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