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十年来，制造业在经合组织国家的状况及其向新兴经济体离岸转移一直备受关注，但如今制造业已被视为卷土重来的行业。经合组织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希望制造业复兴，以巩固本国产业基础（例如，European Commission，2014）。例如，瑞典新任首相 Stefan Löfven 已提出要推动本国再工业化，并使瑞典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导者；这是其到2020年将失业率降至欧盟最低水平这一战略的一部分（Schück，2014）。与这些愿景相关的一种趋势是制造业的服务化——服务采购、生产、销售和出口的增加。本文简要总结微观层面的证据，继而讨论贸易效应，最后阐述对贸易政策的启示。1
制造业的服务化
可以说，服务化正在改变制造业的格局。这一趋势在经合组织国家及其制造业各行业中都十分明显（Pilat 2005；Pilat et al. 2008）。例如，我在 Lodefalk（2013）中使用瑞典投入产出数据，发现1975至2005年间，服务在总投入中的占比翻了一番。利用考虑制造企业重组为企业集团以及活动行业重新分类的微观数据，我发现制造业的萎缩程度并不像此前认为的那么大。更重要的是，制造业越来越多地采购、生产、销售和出口服务。如今，制造业在服务出口中占据重要份额。在瑞典，电信业是仅次于运输业的第二大服务出口行业（Growth Analysis，2010）。后续研究发现，德国和法国也存在类似的服务化模式（Boddin and Henze 2014；Crozet and Milet 2014；Kelle 2013；Kelle and Kleinert 2010）。如果计入服务业为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那么服务约占欧盟和美国货物出口总额的50%（OECD，2014）。
服务化的理由
除了一些服务（如运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这一基本事实之外，制造企业可能希望更加侧重服务还有若干潜在原因（Lodefalk 2014）。第一，服务可能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例如，利用物流、管理或工程服务节省时间和材料，并改善协调（Nordås，2010）。第二，在外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为产品增添服务、将服务与产品捆绑销售，或在销售制成品时附带提供服务，来实现产品差异化。这样，企业也可以适应需求向服务以及制成品环境和社会属性转变的趋势。第三，企业可以借助服务克服进入外国市场时遇到的非正式壁垒，并维持在外国市场的销售。这类服务包括外语口译、商业配对和监测服务。除这些动机外，制造企业还需要服务来建立、加入和管理国际生产网络及价值链。服务是这类网络和价值链得以运作的助力。
关于贸易效应的实证证据
从实证研究来看，探讨服务化对制造业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为数不多。此前大多数研究使用宏观或行业层面的数据，考察选定服务（如商业服务）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在 Lodefalk（2014）中，我以瑞典制造企业的出口强度为因变量，将企业内部生产中的服务占比和外购服务占产出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在控制企业、行业和年份特征的同时，采用分数响应和删失估计方法进行回归。我发现，企业内部生产中服务占比较高的企业，在出口和生产率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溢价。最终的计量经济学估计证实，企业内部服务占比越高，出口强度也越高。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雇用与出口之间的关联最强。
研究服务进口的影响或服务进口壁垒对制造业贸易的影响，也能提供互补的视角。Nordås and Rouzet（2014）以及 Pasadilla and Wirjo（2014）利用经合组织新编制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服务进口限制与制造业贸易减少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贸易的负相关关系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强度是服务出口的两倍。Miroudot et al.（2011）考察跨境服务贸易，发现监管改革能够显著降低服务贸易壁垒。他们估计，目前服务贸易的从价壁垒高达三位数，几乎是货物贸易壁垒的两倍。Graneli and Lodefalk（2014）计算了通过人员临时流动（服务提供模式4）实现服务进口开放方面，与最佳实践之间的差距。他们指出，各国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可以向“最佳实践”国家看齐。随后，他们研究了人员跨境流动与瑞典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计量经济学结果表明，企业雇用近期从国外抵达的人员，与该企业随后向这些人员的来源国出口呈正相关（National Board of Trade 2015）。
对贸易政策的启示
简而言之，制造企业服务化有充分理由，但服务贸易仍面临大量正式和非正式壁垒。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迄今为止，服务贸易自由化一直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继子”。对服务业的忽视并非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一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的构想中，也并非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贸易有望纳入谈判时就注定会受到冷落和区别对待。此后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服务似乎仍在贸易谈判中处于劣势，因为制成品和服务谈判分属不同轨道。如今，这种做法已成为国际贸易体系形成初期遗留下来的有害旧习。
另一个过时的分野，是贸易政策中进攻性利益与防御性利益之分。鉴于货物贸易依赖服务进口和出口，且存在国际价值链，各国的进攻性利益不应是防御，而应是在寻求国外市场开放的同时开放本国市场。仅有较低的货物关税，远不足以支持服务化制造企业走向国际化。
为支持并指导服务对外贸易的现代政策，政府还需要了解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意见。在服务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征询制造业和中小企业的意见，可能会改变对服务行业、壁垒和供应模式的优先排序（National Board of Trade，2012）。例如，大企业或许能够应对非关税的正式和非正式贸易壁垒，甚至从中受益。但中小企业认为，这些壁垒对贸易的限制程度高于运输成本和关税成本。此外，中小企业对对外贸易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较少受到倾听（Cernat，2014）。一些迹象还表明，新企业也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Crozet & Milet，2014）。
为了释放制造企业的对外竞争力，各国还应更加重视人员跨境流动，例如通过服务贸易模式4自由化来促进这一流动。案例研究和企业调查凸显了人员流动对企业和贸易的重要性（Cernat 201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9；National Board of Trade 2013）。National Board of Trade（2015）得出结论，在这一领域推进自由化是双赢之举；即使单方面开放人员跨境流动，也会有利于出口。各国因此还应考虑改善签证和工作许可相关流程，以增强竞争力。
另一项值得考虑的提议，是在国际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谈判中增设第五种供应模式（模式5）（Cernat and Kutlina-Dimitrova，2014）。制造业服务化意味着服务可能随制成品一起承担关税，例如出口前安装在产品中的软件；而跨境提供服务则可免征关税。因此产生的额外关税收入可能不可小觑。2
结语
总之，政府在促进制造企业贸易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府的努力需要与制造业不断变化的性质相适应。政策制定中将制成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进攻性利益与防御性利益相互割裂的传统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服务对制造企业的作用，包括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以及由此对贸易政策产生的影响。研究议程可能包括：企业如何捆绑销售货物与服务、二者在贸易中的互补性、服务化如何影响贸易边际，以及企业如何处理嵌入制成品或销售中的服务所涉及的关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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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在 Lodefalk（2015）中，我对微观层面的证据及贸易政策启示作了更深入的分析。
2 关于服务化对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启示，参见 National Board of Trade（2012）。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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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gnus Lodefalk 是瑞典 Örebro University 的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他拥有 Örebro University 经济学博士学位和 Linneaus University 政治学学士学位。
图片：2009年3月6日，一艘集装箱船驶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 Burrard Inlet。REUTERS/Andy Cl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