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要重新承担起过去作为创新者的角色。人们常说政府无力创新；没有利润替代指标，公职人员就没有这样做的动力。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助长，并引发了此后整整二十年对国家的反感。但回顾数字政府的历史就会发现，20世纪60年代，政府在计算机技术开发、业务数字化和大型信息系统建设方面走在前列。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才开始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落后于企业界。而且，正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创业型国家》中所指出的，从互联网、GPS到iPhone，支撑当今数字社会的许多创新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
平台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台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数字平台上，尤其是谷歌、苹果和微软提供的平台，也包括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亚马逊和eBay等购物平台，以及包括Uber和Airbnb在内的新兴共享经济平台。所有这些平台的运作逻辑都是：我们花在上面的时间越多、做的事情越多，产生的数据就越多；这些数据又可用于改进所提供的服务，从而让我们花更多时间在平台上，形成使用、数据生成和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个平台社会也给政府带来了多重压力，促使其在数字技术和数据领域进行创新。
最明显的创新压力来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十年的紧缩和削减，促使政府借助技术“以更少投入做更多事情”，并推出“默认数字化”计划，而不是采用成本高昂的多渠道服务方式。其他压力则来自平台社会和数字政府自身产生的大规模交易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政策创新，例如通过预测性或概率性决策制定政策，这种做法已应用于教育和警务；又如在大城市，智能交通卡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海量精细出行和个人数据，有望彻底改变交通系统的设计。
数字社会意味着监管也必须数字化——例如，出租车在大多数城市受到严格监管，但Uber的数据驱动平台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样，与其他平台打交道的经历让数字公民对政府有了新的期待，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数字方式与政府互动；他们不再期待开支票或填写表格（尽管往往仍不得不这么做），甚至可能也不指望能打电话联系政府（就像他们不会想到给亚马逊打电话一样）。
最后，面对平台社会给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新挑战，政府也需要创新。例如，网络犯罪、网络极端主义和激进化正迫使安全和情报机构重塑自身。
政府能否成为创新平台？
平台社会和平台经济带来的所有这些压力，都在推动政府增强创新能力。政府能否迎接这一挑战？要做到这一点，政府或许必须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平台，正如美国作家蒂姆·奥赖利在其“政府即平台”（GaaP）模式中所提出的那样。奥赖利认为，回顾计算机行业的历史就会发现，定义各个时代的创新都是能够促成整个参与生态系统的框架，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再到iPhone。因此，政府应努力成为开放平台，让政府内外的人都能进行创新。他提出了政府平台思维的七项原则：开放标准、“保持简单”、为参与而设计、试验、数据挖掘、向黑客学习，以及以身作则。
英国是积极追求GaaP愿景的国家之一，这一模式受到如此明确的重视，以至于时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5年秋季支出审查中提到了它；负责数字政府的牵头机构政府数字服务局也任命了一位“政府即平台”主管。其做法是创建一系列构件或平台，供任何机构嵌入其服务中：Verify，一个联邦身份系统；GOV.UK Pay，用于向政府付款；以及Notify，让人们了解其案件或申请的状态。
但挑战在于，英国的数据格局与亚马逊或谷歌这样的平台巨头相去甚远。大型政府部门各自使用的传统数据库彼此不兼容，阻碍了任何形式的数据共享或数据驱动设计；尤其是公民一生中没有统一的个人身份标识，不同部门出于不同目的分别持有不同标识。一项改革政府登记册的计划颇具前景：让数据只保存一次，并由对该类数据负有专属责任的部门以权威方式管理；但这一计划仍然停留在起步阶段。因此，在英国，数据驱动的服务创新，或零售商青睐的“智能中枢、分散交付”组织模式，似乎仍遥不可及，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
人口仅有120万的爱沙尼亚或许为政府作为创新平台这一理念带来了希望。爱沙尼亚的数字政府建立在两个概念层之上。第一层是eID，即安全身份识别层，以唯一个人标识为基础——通过PKI实现的身份认证包含在身份证或移动身份凭证中。第二层是X-Road，这是一种在一系列登记系统之间安全通信的方式；数据以分布式方式存储，每一项数据仅由一个部门或机构掌控，公民则可以查看国家持有哪些关于自己的数据、谁曾访问这些数据以及访问目的。这两个层支持第三个服务层，各部门可开发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服务，只要与X-Road集成即可。
爱沙尼亚从未明确采用GaaP模式，但X-Road和eID似乎提供了奥赖利设想的那种创新平台：各部门和机构，以及银行、企业和移动通信公司，都能基于这两个层开发自己的数字服务。爱沙尼亚尚未形成数据驱动的政策制定环境，但潜力已经具备。爱沙尼亚确实践行了GaaP的“以身作则”原则，免费向其他国家提供X-Road，供其用于各自数据登记系统之间的通信。芬兰、阿曼、阿塞拜疆和巴勒斯坦已采用该系统，加拿大也表示出兴趣；2016年夏，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访问了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务展示中心”。
保持简单
爱沙尼亚的案例说明了GaaP原则的重要性：构建一个简单的系统，并让它不断发展。奥赖利认为，这对于创新蓬勃发展至关重要：“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复杂系统，往往都是从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简单系统演变而来的……从零开始设计的复杂系统永远无法正常运行，也不可能让它正常运行。”为了重新承担起创新者的角色，政府或许需要探索如何在实践中扩大这一小型平台模式。毕竟，我们生活中如此倚重的大多数平台巨头——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Twitter——起步时都简单而小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