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之后的浮动汇率
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止，主流观点认为各国货币应以固定汇率相互兑换。人们普遍认为，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汇率不应改变。1870年至1913年金本位制的成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固定汇率的信念。在那些年里，世界主要经济体承诺将其货币兑换为固定数量的黄金，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经济都繁荣发展。然而，1913年之后，金本位制被证明完全行不通；按照Barry Eichengreen颇具影响力的论述，它是造成大萧条严重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Eichengreen 1992a）。哈佛大学经济学家Gottfried von Haberler后来评论道，固定汇率已成为“大萧条的牺牲品”（Habeler 1976, p.17）。
这引发了国际宏观经济思想的一场革命。20世纪40年代，一个新词组“浮动汇率”（flexible exchange rates）出现在学术话语中（见图1）。1 引人注目的是，德国人是最早讨论浮动汇率的群体（德语中为“flexible Wechselkurs”或“schwankender Wechselkurs”），而法国人的兴趣最低（法语中为“taux de change flexible”或“taux de change flottant”）。
图1。德语、英语和法语书籍中“flexible exchange rate”一词的使用情况
注：该图使用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info）。该数据反映了Google扫描书籍中“flexible exchange rate”一词被提及的频率；德语书籍采用“flexible Wechselkurs”，法语书籍采用“taux de change flexible”。英语的变体“floating exchange rate”、德语的变体“schwankender Wechselkurs”以及法语的变体“taux de change flottant”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
二战结束后的货币体系正是在这一思想转折点上形成的。1944年7月，决策者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开会时，要摆脱固定汇率思维仍十分困难。但出于对现实的考量，新体系允许各国在国际监督下对其固定汇率进行“调整”。为批准这些调整，并监督世界各国的汇率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该体系存续时间很短。随着资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世界各地流动，固定汇率不断受到考验。1953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议更广泛地采用浮动汇率（Friedman 1953）。正如图1所示，“浮动汇率”一词的使用再次加速增长，这一次同样以德国最为明显。
各国越来越难以在维持固定汇率承诺的同时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尤其是，经历高通胀的国家需要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国际竞争力。但国际社会反对贬值，因为担心其他国家也会跟随贬值以恢复竞争力；而在国内，政府则面临因经济管理失当而遭受政治指责的压力。因此，贬值往往被推迟。与此同时，金融市场预见到最终将发生贬值，于是大举跨境转移资金，对脆弱货币发动投机性攻击。这些货币最终仍被迫贬值，尽管各国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包括限制进口、管制资本流动、限制价格和工资，以及实施严厉紧缩（Bordo 1993, p.83）。
这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支柱，正经历高通胀，无法继续维持以每盎司35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1968年3月15日，所谓的“双层”体系出台，根据该体系，各国央行只能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相互交易，而不再以市场价格买卖黄金。货币史学家Michael Bordo指出，正是在这一时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宣告终结。由于该体系直到1958年12月才全面投入运作，它实际维持的时间仅略不到十年（更详细的论述见Bordo 1993）。
1969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Harry Johnson重申了弗里德曼的观点。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将使各国当局在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相比之下，他指出，“除了它存在并勉强运转之外，几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理由为[固定汇率体系]辩护，而其主要主张则是任何改变都只会更糟”（Johnson 1969, pp. 12-13）。
1969年9月29日，德国让其汇率浮动。德国人再次领先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启动欧洲货币联盟
然而，欧洲选择了逆历史潮流而行。法国将欧洲引向固定汇率的偏好，德国人起初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跟随了。1969年8月，新当选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迅速让法郎贬值，并将欧洲货币联盟列为其优先事项之一。10月起任西德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愿意尝试这一想法，以便为与东方的缓和关系（东方政策，Ostpolitik）争取空间。因此，勃兰特同意了蓬皮杜关于在海牙召开欧洲领导人峰会的提议，于1969年12月讨论包括欧洲货币联盟在内的多项议题。与会领导人设立了一个由卢森堡首相皮埃尔·韦尔纳领导的委员会，1970年10月，韦尔纳委员会提交了其蓝图。
德国人尚未准备好让步。在1971年7月的法德磋商中，他们就“[浮动马克]已经带来的好处”作了汇报（Rutherford 1973）。1971年10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德国经济部长卡尔·席勒表示，“汇率调整机制过于僵化……及时并充分地调整不切实际的平价［汇率］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以冷静的经济视角看待平价调整，而不是将其视为政治威望以及胜负问题”（Schiller 1971, p.195）。
法德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两国在市场决定经济结果的作用问题上的更深层次差异。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谈判《罗马条约》以向欧洲贸易开放边界时，两国立场也截然不同。时任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反对该条约，因为他希望边界向所有国家开放，而不仅仅是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法国人则不愿开放边界，即便是对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Marjolin 1989, p.281）。
但正如图1所示，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的曲线开始向法国的曲线靠拢。德国人不愿被视为拖累欧洲一体化进程，于是顺从了法国的立场。1972年，依据韦尔纳报告的建议，所谓的“隧道中的蛇”体系设立，旨在限制欧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汇率。该安排很快便被当时的全球动荡所冲垮。1979年，汇率机制是为重振这条“蛇”而作的努力。各国再次被要求将其双边汇率维持在狭窄限定的区间内。该机制最终于1992至1993年间土崩瓦解。
尽管经历了反复的现实检验，历任法国总统仍坚持在货币联盟内实行固定汇率。对他们而言，依赖德国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容忍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1989年9月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次谈话中，最为激烈地表达了这一担忧：“没有共同货币，我们所有人，包括你们，都已经受制于德国人的意志。当他们提高利率时，我们被迫跟进，而你们甚至不在货币体系之内，却也照做！因此，要想拥有发言权，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欧洲中央银行，让我们可以共同决定各项事务，”Guigou（2000, pp. 76）。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德国关于浮动汇率的学术讨论在1970年前后有所减少，但其水平只是降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水平。法国的使用频率则始终维持在低位。除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之外，德国人始终高度清醒地意识到，货币联盟可能迫使其为那些无法承受这种联盟严苛要求的国家买单。因此，德国民众和技术官僚都反对单一货币。但有一个人坚持推进：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从1989年12月斯特拉斯堡的欧洲领导人峰会（他在此批准启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工作）到1998年5月布鲁塞尔峰会（他坚持意大利应成为欧元俱乐部的首批成员之一），他推动欧元走向诞生。在此过程中，他使一种新的群体思维获得了合法性。
对共同货币的批评者
Roland Benabou认为，群体思维有四个特征：有一位领导者倡导某种观点；无视外部批评者；压制内部批评者；以及由此导致的滑向伴随巨大且不合理风险的冒险行动。2
对外部批评者的刻意无视广为人知。以“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当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为代表的大批人士警告了其中的危险，其中最早的是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他在韦尔纳报告发表几个月后撰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3
在内部批评者中，一些人选择留下并与科尔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选择离开。选择离任的最知名批评者之一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波尔。与所有德国公务员一样，他服从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但在单一货币问题上，他明确表示欧洲尚未准备好。尽管可以从技术上构想这种货币最终如何运作，但他认为，在成功条件具备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基础性工作。1989年，即德国统一前的几个月，波尔多次公开努力放缓这一进程。事实上，有一次他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单一货币最猛烈的政治批评者）比他自己的总理更了解其中的风险。4 屡遭掣肘，波尔于1991年5月任期结束前离职。
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与波尔私交不睦，但在经济问题上与其看法一致。两人都反对将一个东德马克兑换为一个西德马克。魏格尔还坚持，至少直到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前，欧洲货币一体化都应放慢步伐。但随后他转而支持科尔的议程。魏格尔所推动的妥协是欧洲财政紧缩，以保护德国人不必为他人买单。当代批评者再次警告，这一做法——连同对差异巨大的各国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将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但无视这些警告，一个不完整的货币联盟最终成形，缺乏劳动力流动性和财政联盟的保障。
结语
因此，在历史的那个转折点上——当政治违背经济规律之时——欧洲的紧缩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受到群体思维的庇护，并不可避免地被套上制度的紧身衣。即便欧洲人收窄了自身的宏观经济选择空间，世界其他地区仍在稳步走向宏观经济的灵活性，体现在汇率、货币和财政安排上。
在1997年欧元即将诞生之际，米尔顿·弗里德曼警告说，政治与经济发生冲突时，结果不会好看。如今，这种冲突在希腊表现得十分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初衷是削弱德国的影响力，如今却是一个更具主导地位的德国在决定欧洲如何看待其金融危机。应对希腊问题的经济逻辑和证据是清楚的。[5] 然而，政治仍在违背经济规律，群体思维则阻碍了那条痛苦却审慎的道路。
参考文献
Bénabou, R（2013），“Groupthink: Collective Delusions i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0: 429-462。
Bordo, M（1993），“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 Historical Overview”，载于M D Bordo和B Eichengreen主编，《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Eichengreen, B（1992a），《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Friedman, M（1953），“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载于M 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第157–203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Friedman, M（1997），“Why Europe Can’t Afford the Euro”，《The Times》，11月19日，第22页。
Guigou, E（2000），“Elisabeth Guigou: Une femme au Coeur de l’Etat [A Woman at the Heart of the State]”，巴黎：Fayard出版社。
Haberler, G（1976），“The World Economy, Mon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Foreign Affairs Study》第30号，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研究所。
Johnson, H（1969），“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1969”，《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6月：12-24。
Kaldor, N（1978），“The Dynamic Effects of the Common Market (1971)”，载于《Further Essays of Applied Economics》，纽约：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Inc.。
Marsh, D and A Fisher（1989），“Sceptical Champion of EC Monetary Integration”，《Financial Times》，7月1日，第7页。
Marjolin, R（1989），《Architect of European Unity: Memoirs 1911-1986》，伦敦：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Mody, A（2015），“A Programme for Greece: Follow the IMF’s Research”，VoxEU.org，6月18日。
Rutherford, M（1971），“French and Germans Argue on about Floating Rates”，《Financial Times》，7月6日，第7页。
Schiller, K（1971），“Statement by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for Germany”，《Summary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Annual Meetings》，1971年9月27日至10月1日，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hiller, R（2015），《Irrational Exubera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脚注
1 相比之下，“实际利率”一词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Shiller 2015）。
2 Benabou（2013）。
3 参见Kaldor（1978）。
4 Marsh and Fisher（1989）。
5 Mody（2015）。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刊发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如需及时了解 Agenda 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
作者：Dae Woong Kang是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本科生兼研究员。Ashoka Mody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Charles and Marie Robertson国际经济政策访问教授。
图片：2014年4月15日，欧盟成员国国旗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前飘扬。路透社/Vincent Kess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