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已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因此，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首要、主要和长期的战略对手，多份官方文件对此均有强调，并已全面推进在各领域遏制中国的举措。
与此同时，在国家复兴问题上，中国视美国为其最大的外部挑战。过去一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只是中美在科技、军事、外交政策及其他领域竞争不断加剧的冰山一角。
各方对中美竞争的实质看法不一。多数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由两国实力差距缩小而引发的典型大国竞争。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或两种相互竞争的制度之间的较量。
尤其是美国政府中的右翼保守派，将其视为一场意识形态竞争，认为这场竞争将决定未来世界秩序是由自由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思想所定义。
《印太战略报告》 （PDF）由美国国防部于6月发布，其中指出，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竞争是美国的首要安全关切。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体现在软实力方面，其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便是明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让美国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更多源于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美国将中国视为“他者”，难以理解一个采用不同发展体制的中国的崛起。此外，美国担心中国意图改变，甚至颠覆由美国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和规则，转而建立一个反美的秩序。
让中美竞争溢出至意识形态和文明领域是危险的，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将导致冷战式的对峙。从根本上说，推动两国当前对抗的是利益冲突，而非意识形态问题。
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则寻求超越当前的紧张局势，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真正的强国。总之，推动两国当前竞争的是实力与利益，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不过是双方可供使用的进攻性工具。
低风险
就目前情况而言，新冷战爆发的可能性相当低。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构建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美苏之间的竞争贯穿了整个进程。
由于两个大国都秉持“非我即你”的心态，它们彻底放弃了对话，随之而来的是对抗。但对中美而言，两国的竞争是在同一国际体系之下展开的，双方都参与同一全球机构并遵循同一规范。
中国是在美国创建并主导的这一全球体系和秩序中成长并繁荣起来的，因此很难从中脱离。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也承担不起体系分裂的代价。
在经济层面，作为两大经济体，中美相互交织、难以分割，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两国在双边和地区事务中存在利益冲突，但在全球层面，两国在防扩散、气候变化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竞争目前仍只处于中等水平。
新的接触模式
因此，中美竞争仍是可控的、强度较低的：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并在同一体系背景下展开。两国均为核大国，两者之间爆发热战是难以想象的。
在贸易及其他较不敏感的领域，即便竞争持续数十年，一方或另一方要在竞争中变得更强，可能仍需经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只有当一方认为另一方已丧失竞争优势或不再构成威胁时，此类竞争才会结束。因此，两国的战略界人士应探讨中美如何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建立新的接触模式。
大国竞争也未必是零和博弈。正如中国的俗语所说：“敌人损失一千兵，自己也折损八百人。”
在冷战中，美国遏制并孤立了苏联，最终导致其解体。但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繁荣的经济，要将中国孤立至崩溃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全球产业链已将两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即便在不太可能成功遏制的情况下，美国仍将蒙受损失，而非重温其所渴望的冷战时期那种辉煌胜利。
根本挑战不在于贸易争端，而在于超越你赢我输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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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竞争不可避免，两国必须找到避免零和竞争或滑向冷战的方式。任何竞争都应是良性的，并推动两国走向共同发展与共同演进。
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在2018年指出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根本挑战不在于贸易争端，而在于超越你赢我输的思维，并在新的全球政治环境中找到共处之道。
因此，良性竞争应成为两国的共同目标：任何一方都不应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双方都应致力于管控分歧、避免冲突。
作为较弱的一方，中国无法阻止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可以努力划定竞争的界限，并寻求营造良性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美国应设法与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共处，因为这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
国际规则
中美可以诉诸多边机制来管控分歧。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既有利于美国，也符合中国的追求，因为它将为两国的内部调整提供良好环境。双方都应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并履行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应将维系中美关系视为此类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双方可以使现行体系更具韧性和稳健性，并抵制彻底另起炉灶的企图。
简言之，界定竞争者或对手是一回事，而引导竞争则是另一回事。在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将不得不更加专注于有效且积极的竞争管理，明确支撑此类竞争的规则，管控经济后果，并抵制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竞争。
审视中美竞争的本质与特征，杜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