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危机发生,人们往往会忍不住把一切都写成好莱坞剧本:这些是坏人,那些是好人,这是一场简单的善恶之战。但我们知道,人性并非如此简单。要让权力政治发挥作用,各国即使意见不一,也必须作出决策——这需要对另一方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过去十年间,人们认为全球治理失灵,这使我们苦苦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也不禁思考是否需要回归基础。在最新的 《全球议程调查》中,超过十分之八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架构。
仅过去12个月里出现的国际危机——从伊斯兰国崛起到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也表明,我们正处于全球政治的关键时刻。过去能够依靠其维持秩序的霸权如今被认为正在衰退,令新兴国家得以竞逐战略资产。
我们过去也曾目睹类似情形: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走向衰亡之际,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旧有大国影响力减弱,新兴大国影响力上升。我们目前目睹的国际权力关系转变或许十分剧烈,但绝非新鲜事。如今世界应当如何应对?是否应由大国协调一致地介入,向各方宣布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不得做?很难看出,在当前这些危机中,大国如何能够简单地下令,要求相关行为方以特定方式行事。我们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性协议,无论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就中东边界和政府架构达成的协议,还是俄罗斯与邻国就其边界应如何划定达成的协议。
除了地缘战略冲突,全球治理还必须应对其他问题。健康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项挑战,最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就是一例——这种全球性传染病需要邻国及其他国家合作,遏止其传播、寻找解决方案并防止恐慌。最后,如果新兴市场再次发生经济危机,若没有国际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各相关地区将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害。
这些危机都提醒我们,国际合作不可或缺。世界上有一些特定类型的问题,只有在领导人能够依靠其他国家采取某些行动时,才能得到处理。
学界的观点
学者对全球治理大致有三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关键在于权力——拥有霸权,或由一群大国主导。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观点,认为只有大国(例如美国)既愿意又有能力发出并落实有效威胁,才能维持或恢复国际秩序。
第二种观点认为,合作关乎开明的自利。这是一种契约论观点,认为任何单一国家若不与其他国家合作,就无法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因此,国际合作源于共同利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共同利益,就能鼓励各国合作解决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各国所认定的自身利益,是由其历史、社会、宗教和价值观塑造的,因此合作源于一个共同体对自身、职责和责任的认知。
这三种视角已存在数百年,但我认为,我们开始看到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转向第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观点——也就是人们可能称作现实政治的做法。例如,一年前人们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反对巴沙尔·阿萨德,如今的论点却是,美国或许应向叙利亚提供武器,以击败更大的敌人伊斯兰国。这显然是现实政治付诸实践的例子。
如果不了解第一种视角——权力政治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接下来的两种策略很可能就难以理解。权力关系构成坚实的平台,使共同利益得以建立,从而促成合作;随后,这些共同利益可以与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等因素相联系。因此,三种视角都很重要,但我认为它们必须依照这一顺序发挥作用。
领导力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假定,七国集团国家之间,或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讨论,是唯一重要的讨论,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倾听的讨论。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已推进自身的双边外交。中国举办非洲领导人峰会时,会召集所有非洲当局,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无法做到的;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涉及金砖国家的新型大国政治,它面貌迥异,而且并非总是包括美国或欧洲。
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常被视为联合国及其近70年前建立的一系列全球机构的职能领域。《 调查 》显示,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架构执行不力。在全球议程理事会机构治理体系框架下,我一直在领导一个项目,评估国际组织中的有效领导力;这些组织常被指责效率低下。我认为,有两项措施可以提高这些国际组织的运作效率。
首先,我认为这些全球机构应缩小关注范围,同时深化参与。它们应只处理严峻的集体行动问题,并全力以赴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停止我所谓的“职权膨胀症”。世界上每出现一个问题,联合国就会被要求着手审查、报告,并为此增加一项新授权。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组织原本为一项职能而设,后来却被塞进各种其他授权。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可能有效运作。因此,我们不如专注于真正需要各国际组织做的事,然后让它们去做。
第二项措施是改善领导力。过去70年来,世界各国一直竭尽全力,争取让本国候选人获选为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我们此刻正在看着这一幕在欧盟上演。该轮到英国担任欧盟委员会委员了吗?该轮到德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了吗?这就是按国籍选择领导人的政治——而领导人一经选定,之后发生的一切往往就被置之不理,这种做法相当令人遗憾。
一位非常优秀、有效率的管理型领导者,单凭一己之力不足以让国际组织顺利运作。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然而,如果一个机构没有一位有效的管理型领导者掌舵,它就永远无法尽可能良好地运作。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此人被证明不称职或粗心大意——或者根本不具备完成这项工作的资质、经验或能力——除非出现丑闻,否则几乎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更换领导层。
任命应通过透明且竞争性的程序决定,但我们也需要让领导人知道,他们将由选出他们的整个共同体问责。如果你知道谁任命了你,也知道谁有权决定是否再任命你一个任期,那么即使是最尽责的领导人在作出关键决定时,也会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推动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胜利者在国际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今却面临两难。他们无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愿意今天放弃权力,以确保明天的利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和欧盟坚决拒绝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进一步改革。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成为交出某项权力的那一方,尽管它们都同意,确保这些机构有效运作符合其长远利益。它们明白,唯有新兴大国更广泛地参与并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权,这些机构才能有效运作。
我们正在看到渐进式变革,但进展十分缓慢。一旦发生重大危机,前殖民大国和美国的本能反应便是:“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受影响国家的民众往往也会有类似反应,无论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干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有一组特定国家能够且应该采取行动;但如今,他们越来越需要追问:“谁最有能力从长远角度治理这一局势?我们又该如何促成这一点?”
选择该应对的难题
面对危机,问一句“我能做什么?”是很好的反应。但与其总是假定我们必须亲自介入,并将解决方案的功劳和责任归于自己,更好的应对或许是弄清楚哪个其他国家或地区将解决问题,然后想办法支持他们。
并非每场战斗都该由我们来打;有时,强迫或劝说那些可能需要采取行动的人,也不是我们的职责。有时我们需要说:“等等,谁已经在处理这件事,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妨碍他们,还是他们的方向不对?”这些问题的表述与“我能做什么?”略有不同,但如果我们要学会在这个更加分散化的新世界中成为伙伴,就必须提出这些问题。
摘自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 现已发布。
作者:奈尔·伍兹是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院长。
图片:不同国家的国旗在乌尤尼盐沼的旗杆上飘扬。该盐沼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海拔3,656米(11,995英尺),蕴藏着世界上最大的锂储量。2012年11月6日。路透社/大卫·梅尔卡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