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暴力冲突爆发、无辜民众遇害、人权遭到侵犯时，人们该怎么办？我认为，任何有良知、有道德判断力的人，都会觉得有必要谴责侵略者。若不这样做，在道德层面上说不过去，还可能增加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那么，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当冲突出现、无辜民众受苦时，我们若不明确发声，是否错了？我们是否在“躲”在我们的公正性之后？
我个人的信念强烈倾向于站出来发声。我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不久在德国长大，所受教育中影响最深的道德教训，来自牧师马丁·尼默勒。他为自己的当时袖手旁观而对后果发出警告忏悔。他谈及1938年被拘留时说：“最后他们来抓我了，”“那时已无人站出来为我发声。”
对我而言，他的教训与其说是关于个人层面的代价——即我们某天在类似情况下不发声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是关于社会层面的代价——当不公以沉默应对时，我们共同付出的代价。其含义十分清楚：个人道德是公正社会的基石，无论我们出身或职务如何，每个人都有责任在伦理底线被逾越时站出来发声。我们的共同命运取决于此。
这看似矛盾：我50多年前创立的这一组织，通常不会以机构身份公开为不公发声。该组织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也常希望表明立场，但几乎从未这样做。每当战争爆发、政权犯下罪行，或威权、种族主义、排外的领导人上台时，世界经济论坛从未发表公开谴责。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我们在帮助和改善世界现状的探索中还扮演着另一角色。这就是桥梁建设者的角色，即公正、独立的斡旋方，不仅在公私部门之间，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发挥作用。这一角色在幕后、无需公开声张时最为成功。尽管如此，它对建立和平、合作与共同繁荣的世界至关重要，而且它关键取决于不采取公开立场。
纵观我们的历史，我们是有机地成长为这一角色的。由于论坛起源于一个经济论坛，我们吸引了背景迥异的各方参与：既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也有对立的政党和地缘政治对手。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一个平台，可以谈论那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而非使他们相互对立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论坛使我们能够把原本不会会面的各方聚到一起。
例如，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和希腊的政治领导人在达沃斯会晤，并将其作为非正式论坛，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合作。南非的F.W.德克勒克与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领导层交接之际也曾如此，西德与东德领导人、塞浦路斯领导人，以及在不同时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政治及后来的商界领袖，也都曾这样做。
公正性与中立性已写入我们作为国际组织的章程。我们也将其纳入所有治理规则，使人们无论种族、国籍、性别或政治信念如何，都能与论坛建立联系，并明白论坛的宗旨是通过对话和以行动为导向的合作改善世界现状。
归根结底，我确信，作为公正、独立组织的角色是恰当的。它使我们多次能够召集那些甚至无法想象会面的各方，并说服他们致力于和平合作。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并非依靠某一次行动或声明，而是得益于在最艰难的情境中始终如一地贯彻公正原则。
无论是就个人还是作为机构，我们都全力支持和认可过去75年间确立的、旨在确保世界每个人都能过上和平繁荣生活的普遍原则、权利与框架。但在具体冲突中，以及涉及具体各方时，我们将避免支持或谴责任何一方。这是我们怀着信念和勇气作出的选择，因为我们深知，在正在展开的世界中，对一位值得信赖、诚实的桥梁建设者的需求将日益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