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们进一步迈向一个多极化世界。这个世界似乎将取代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俄两极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崛起为美国强有力的经济和地缘战略竞争者，并通过“一带一路”或“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日益展现雄心，增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美国可能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核武器条约（中国并非签署方，因此不受同样限制），这进一步印证了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变化。
历史上的联盟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以美国和欧洲为例，诚然，它们早已构成两个紧密相连但又各自独立的经济和战略力量中心。近期的贸易和防务问题暴露出这一伙伴关系的更多裂痕，双方在伊朗核协议和制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便是明证。
西方中产阶级面临困境
当今的多极化世界映照出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这得益于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发达市场中产阶级的相对衰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发生在各国内部，而非国家之间，在发达国家尤为如此。为应对金融危机，多数发达经济体采取了财政紧缩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相结合的经济政策组合，这对西方中产阶级造成了尤为严重的损害。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份报告，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其余39%生活在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到2015年，这两类人群各占50%。
保护主义抬头
金融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状况严峻，失业率持续高企，收入停滞不前。超全球化和颠覆性技术又加剧了这一局面。这些因素叠加，使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觉得，在随后的几年里自己是受损最严重的群体。
他们日益加深的挫败感促使美国及许多欧洲国家的选民推动政治转向，背离建制派，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府。新政府获得了新的授权，要恢复西方中产阶级的繁荣与安全。
因此，西方经济政策日益倾向于扩大财政政策作用并加强保护主义。新当选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支持本国经济，包括在国内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工资，以及可能对某些行业或产业实施监管或征税。例如，在发达市场，这表现为对寻求进入本土市场的外国企业施加更多限制，和/或加大对本土企业的支持以提升其竞争力，例如削减企业税。
除美国外，传统上对自由贸易持开放态度的德国等国家也开始阻止涉及战略专有技术的外国企业收购，而特朗普政府已在这两方面采取行动。烟台台海集团收购莱菲尔德金属旋压股份公司的交易遭阻，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新兴市场，人们日益认识到，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它们将成为未来的消费市场。这些市场的政府增长政策正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为主导的模式；私人财富中位数不断增长，主要让本土企业受益。如果近期中美贸易休战后，关税和其他壁垒不再是主要政策工具，那么企业税与个人税竞争可能成为新的角力场。
国家冠军企业承担新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冠军企业和品牌承担起全新的角色。国家冠军企业是指大型国家中在战略行业拥有大量本土员工的企业。它们天然具有乘数效应，政界人士可以借此创造本土就业岗位或提高工资。
此外，这些企业拥有庞大的员工队伍，可能因此免受监管；如果保护主义对它们有利，相关政策就更有可能出台。它们往往会打造所谓的国家品牌，也就是国家冠军企业自身的延伸。这些品牌通常凭借多元化、忠诚且价格敏感度较低的客户群，以及全球影响力，免受保护主义措施冲击。它们还受益于政府游说，例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018年1月访华期间，空客就获得了政府游说的助力；当时中国政府表示有意购买184架空客飞机。
传统战略行业包括国土安全与国防企业、公用事业（发电企业）、电信服务提供商和关键制造业；科技和医疗保健则是新近加入这一名单的领域。例如，5G无线技术提供商未来几年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迎来巨大的增长机遇。
多极化世界中的投资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新近形成的多极化世界让国家冠军企业和品牌成为关注焦点，其中也包括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中的实力雄厚的本土消费品牌，包括中国、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的品牌，都有望受益于国内消费者需求增长。本土市场日益增加的财政优惠也可能为国家冠军企业提供支持。
全球安全类股票也可能会吸引更多关注。例如，安全问题在过去12个月里一直是持续受到关注的议题。全球国防开支不断增加；恐怖袭击，以及黑客攻击和恶意软件事件引发的网络安全担忧加剧，也使国土安全问题持续受到重视。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当选以来，北约盟国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必须达到国防开支至少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特朗普政府近期与欧洲北约成员国达成协议，同意提高其国防开支；目前这些国家的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美国为3.6%。
一个地缘政治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之际，世界和投资者都必须找到新的前进道路。
